一九三五年六月，川西高原。
夹金山的雪顶在稀薄的阳光下泛着冷光，山谷间的达维、懋功一带却弥漫着一种灼热而复杂的气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的欢呼声尚未完全散去，标语与红旗仍在风中招展，但一种更深层的、关于前路的激流已开始在决策层与电波之间涌动。
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明确无误：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北出松潘，打开进入甘南的通道，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据此，庞大的“松潘战役计划”迅速形成。攻击部队被分为左、中、右三路：左路军由红一、三军组成，沿黑水河北进；中路军为四方面军一部；右路军由陈昌浩率领四方面军十个团向东迂回。同时，王树声指挥的岷江支队负责在岷江沿线阻击川军，掩护战役展开。纸面上，十数万红军精锐即将对川西北重镇松潘形成合围之势。
然而，决议的墨迹未干，裂痕已现。
张国焘返回理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对战役的具体实施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虽未公开否定攻打松潘，却主张同时分兵数路：一部西进攻取丹巴，掌控大金川上游；一部南下威胁雅安，以牵制川军主力；另一部东取威州（今汶川），扩大岷江以东根据地。这一将兵力分散于四个方向的提议，在实质上游离乃至消解了“集中兵力北上”的核心战略，在中央会议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战略分歧尚未弥合，一场更为尖锐的挑战接踵而至。
七月九日，张国焘怂恿川陕省委发出的一封电报直抵中央。电文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前线指挥”为名，明确提出要“加强总司令部实力”，并给出了具体人事安排：徐总指挥任红军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胡公（周）任总参谋长。电文语气强硬，要求政治局“速决速行”，“立即答复”。这封电报，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视为自建党以来，首次有人以组织名义，如此公开且直接地向中央索要指挥权。
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继续驻扎黑水县的上芦花，张国焘借指挥组织未定为由拖延松潘战役计划，致使中央军委总部停在上芦花。同时，由于中央红军从夹金山进入懋功后已经接近一个月，没能按时打下松潘，部队粮食已经见底。更严峻的是，红军耽误了这么久的时间，蒋介石已经反应了过来，首先在红军可能途经之地实行坚壁清野，百姓被迁走躲避，红军买不到粮食，无法筹粮。中央红军被迫留下纸条说明情况，收割尚未成熟的麦子以充军粮。康克清等妇女同志也放下枪，拿起镰刀参与到割麦的行列中。
七月二十日，徐总指挥抵达上芦花，见到了中央各领导人。这时的徐总指挥还不知道张国焘向中央要权的事情。自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各军团的互通密码本就被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由收缴了，所有电台只能与总指挥部联系，不能直通中央。因此，各军各部队并不清楚中央与四方面军张国焘之间的分歧。
徐总指挥为了表达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热情，决定抽调红四方面军的战士补充中央红军。红三军分得一千七百名战士，红一军分得一千名战士。同时，徐总指挥表达希望中央红军抽调部分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充实参谋岗位。
红军在松潘地区的迟疑，给了敌军充分的时间。胡宗南在前沿吃了红一军的亏后，迅速改变战术，调动了十五个团驻守松潘。同时，蒋介石调薛岳军团进驻江油、平武，川军也开始对懋功蠢蠢欲动，东北军亦从西安方向调动。蒋介石终于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并且准确推算出红军接下来的动向、思路与战略。红军已经失去了攻打松潘的最佳时机，反而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应对蒋介石的重兵围剿。
八月二日，红军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并做出决定：由于国民党军的重兵防御，红军已失去攻打松潘的机会。恰在此时，收到了红二十五军在天水两当县活动的讯息，遂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发起夏洮战役。总司令、张国焘于次日共同签署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分兵两路，向阿坝、班佑进军。
八月四日，张国焘又生变故，要求在毛儿盖以南二十里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政治路线和组织问题。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和共同北上战略的进行，中央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会上，张国焘主张红军向青海、新疆或川西、西康退却，认为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行的。这次会议，总司令也首次用“长征”来总结红军从苏区转移的征程。
八月五日，会议继续进行。中央为了完成夏洮战役的目的和共同北上，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进行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及军委一部组成左路军，经卓尔基向阿坝开进，并由阿坝北进，由总司令和总政委张国焘统一指挥；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为右路军，由徐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军委，以及此时负责拱卫中央的红八军随右路军行动。
八月六日，会议还在继续。中央向张国焘做出妥协，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政治组织问题，特地增补四方面军徐总指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但是，张国焘提出“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前提下，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四方面军本来是准备了九个人都到政治局的”，被中央严厉否决并批评。领导甚至严厉明确指出，政治局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队的政治局，在没有中委同意情况下是不能擅自增补政治局委员的，此次增补已是特殊情况下的例外。张国焘没有达到全部目的，还挨了批评，脸色阴沉，不愿再言。
陈昌浩会后向徐总指挥抱怨，说中央不听国焘同志的建议，会上吵得很凶。徐总指挥沉默片刻，只是说：“这个我管不了。现在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
沙窝会议还决定，中央红军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一方面军总部，红一、红三、红八军重新恢复军团番号。
缺粮的阴影笼罩着全军。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当时是个红小鬼，在一个团当司号员。自中央红军进入雪山藏区后，饥饿无粮成了常态。中央红军已在此地滞留近两个月，实在饿得不行，他和几个战士一起偷偷进入喇嘛庙想找点吃的。吃的没找到，却看到了银元和铜板。他自恃身份，擅自拿了银元想换取粮食，不料被人告发。当时正在严抓纪律，他成了典型案例，被当场枪毙。为此，贺大姐大吵了一架。此事可见红军当时缺粮之甚、处境之艰。
八月八日，总司令、总政委张国焘离开沙窝，前往左路军指挥作战。
八月十八日，滞留毛儿盖地区的红军终于开始北上，踏入若尔盖草原。
茫茫草地，沼泽密布，气候无常，粮食断绝。即便是历经血火、装备相对齐整的红八军团，也在此段行军中减员近三百人。秋成手持现代已知的“剧本”，面对这自然与生存的严酷考验，却也深感无力。他能做的，唯有尽力维持着红八军团的建制与士气，小心避开政治漩涡的中心，确保这支铁军能够继续跟随中央，走完这最艰险的一段路。
八月二十八日，右路军和中央军委、红军大学、红八军团历经艰辛，抵达班佑。饥饿疲惫的红军将士，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包座。那里有敌军的补给，也可能有北上的通道。新的战斗与抉择，已在草地的尽头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