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川西天全以东行军途中，中央红军电台终于接收到了一份来自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电报，和断开联系许久的红四方面军重新建立联系。
电文内容迅速传开：红四方面军正派部队攻取懋功（今小金），期待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
消息像一阵热风刮过疲惫的行军队列。战士们连日翻山越岭、激战跋涉的倦容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眼中燃起的亮光。懋功会师——这意味着长途转战的艰辛即将告一段落，意味着红军主力将重新汇聚，意味着革命力量将再次壮大。队伍里的议论声嗡嗡响起，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仿佛前方不再是雪山险隘，而是一片开阔的坦途。
汉源一战，红八军团歼灭川军三个主力旅，震动川康。刘文辉损兵折将，已无心也无力再与红军硬拼。他判断红军志在北上去与四方面军会合，不会久留自己的地盘，于是暗中调整部署，命令沿途守军避免与红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以保存实力为主。
这一态势，为红军北进减少了阻力。
红八军团因位置相对突出，承担了北上通道的清扫任务。六月五日，六十三团未遇顽强抵抗，轻取天全县城。同日，六十一团攻克荥经。其余两个团迅速进至天全以西的飞仙关一带，构筑防线，警戒川军可能的西进袭扰。
其余红军主力则以行军为第一要务，快速通过这片区域。随着中央红军大部队持续向北开进，原本在前开路的红八军团，逐渐转为全军后卫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混合编组，共同担负起殿后任务，掩护中央纵队及主力军团翻越夹金山，向懋功地区前进。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川西，芦山。
初夏的日光透过简陋窗棂，在屋内泥地上投下几道斜斜的光柱。红八军团临时军团部设在县城西头一处没收的旧宅里，院中古树枝叶繁茂，蝉鸣声嘶力竭，更添几分燥热。
秋成站在屋内悬挂的川康地图前，目光长久停留在西北方向——那里是懋功，是达维镇，是小金川河谷。几天前，电台里传来消息：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在达维镇会师。今日，两大主力将在懋功县城举行会师大会。
地图上，代表红四方面军的蓝色箭头从岷江流域向西延伸，与从东南方向而来的红色箭头在懋功地区交汇。两条粗壮的标记并在一处，本该让人心安，但秋成心里却压着一块石头。
他清楚记得“历史”上的走向：会师之初，欢庆与团结是主调，但暗流很快涌动。关于下一步战略方向的分歧，几乎从会师那一刻起就已埋下。中央红军方面，多数领导人主张北上——或打回川陕根据地，或向北发展，在川陕甘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基于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华北危急，红军北上抗日既能占据政治道义制高点，又能靠近抗日前线，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则是西进。向青海、新疆方向运动，背靠苏联，获取外援。这个方案听起来稳妥——避开了国民党军重兵云集的西北、华北地区，有国际援助的可能。但在秋成所知的“历史”里，这却是一条导致分裂、削弱甚至葬送革命力量的歧路。
电台里传来的最新通报，已隐约透出这种分歧的苗头。会师后的第一次高级别接触中，双方对下一步战略的初步交换，就显露出不同倾向。
秋成收回目光，走到窗边。院中，几名参谋正围着电台忙碌，滴滴答答的发报声规律而急促。远处城墙轮廓在热浪中微微扭曲，更远处，是连绵的青山，青山之后，是雪山。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一段岁月，另一支队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湖北黄安，七里坪。
冬日的阳光照在打谷场上，红旗如林，刺刀如雪。来自鄂豫皖边区各红军部队的代表齐聚于此。主席台上，徐总指挥、陈昌浩、张国焘等领导人肃立。台下，队列整齐的红军战士，枪支上肩，目光灼灼。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今日——成立！”
洪亮的声音通过简陋的扩音器传遍全场。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如山呼海啸。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正式合编，总兵力三万余人。秋成站在七十五师的队列前，时任师参谋长。那一刻，胸膛里涌动的不仅是自豪，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鄂豫皖苏区，这块用无数烈士鲜血浇灌的土地，正面临国民党军越来越大的压力。
成立不久的四方面军，立刻投入到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依靠苏区群众支持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根据地一度扩大，红军也在战火中壮大。秋成随七十五师转战大别山区，亲身经历了那些白天行军、夜晚开会、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紧张日子。
然而，一九三二年秋，第四次反“围剿”的形势急转直下。敌人兵力空前雄厚，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堡垒推进和重点清剿战术。红军虽英勇奋战，但根据地日益缩小，补给困难，伤亡惨重。最终，分局决定主力西征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
七十五师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秋成记得那个深秋的夜晚，主力部队悄然开拔，消失在夜色中。留下的部队望着远去的火把长龙，默默握紧了手中的枪。苏区顿时空旷了许多，但斗争并未停止。不久，留守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八军，继续在白色恐怖中周旋、战斗。
斗争环境日益恶化，鄂豫皖省委重组了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奉命编入，成为新的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而新组建的第七十五师，正缺一位熟悉部队、有实战经验的参谋长。一纸调令，秋成再次背上行囊，赶赴新的岗位，担任七十五师参谋长。也就是在那段艰苦的坚持斗争中，原身经历了后来导致他被监禁的“肃反”风波。
与此同时，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历经千难万险，于一九三三年初进入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站住了脚。川陕边区，一片新的红色根据地开始创建。凭借灵活的战术和英勇的战斗，四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和刘湘的“六路围攻”，声威大震。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扩充，根据地也日益巩固，至一九三四年，四方面军总兵力已超过八万人，达到了全盛时期。
一九三五年三月，为策应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这一战，既是向川西发展的需要，也是以实际行动呼应远在黔滇的兄弟部队。强渡成功后，四方面军实际上也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向西，向岷江流域前进。
五月，张国焘决定放弃经营两年多的川陕苏区，全军西进。各部队分路向岷江上游疾进，目标明确：接应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九军、红三十军行动迅速，于六月十二日，在懋功（今小金县）的达维镇，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六月十八日，懋功县城。两大红军主力，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汇聚一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战士们拥抱、欢呼，热泪盈眶。据通报，此时红四方面军总兵力约十万人，装备整齐，士气旺盛。
院外传来脚步声，打断了秋成的回忆。
黄苏掀帘进来，手里拿着刚译出的电文，脸上带着笑意，但眉宇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懋功会师大会开完了。”黄苏将电文递给秋成，“场面很热烈。四方面军的同志带来了不少慰问品，粮食、衣物、盐巴……解了主力部队的燃眉之急。”
秋成接过电文，快速浏览。文字间洋溢着喜庆与团结，但字里行间，也能读到一些微妙的信息：关于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初步交换意见”、“热烈讨论”、“各自阐述”。
“中央有什么新指示给我们？”秋成放下电文，问道。
“巩固芦山、宝兴防线，确保北进通道安全，做好北进的准备。”黄苏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天全以北，“主力会师后，必然要决定下一步大方向。我们这里，是北出的门户之一，位置关键。”
秋成点点头。红八军团在汉源之战后，经过短暂休整补充，奉命前出至天全、芦山一线。一方面清扫北进通道，一方面构筑防线，防备川军可能的反扑，确保主力侧后安全。此刻，他们正处在两大主力汇合区域的东南前沿。
“会师是好事，力量壮大了。”黄苏叹了口气，声音低了些，“可这人一多，想法难免也多。听说……关于往哪儿走，已经有了不同声音。”
秋成看着地图上懋功的位置，没有说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同声音”意味着什么。那不是简单的战术分歧，而是关乎红军命运、中国革命道路的战略抉择。
北上？还是西进？
历史的十字路口，已然横亘在会师的欢声笑语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