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震云被正式带走了。不是招待所那种半软禁的“谈话”，而是由两名穿着整齐制服、表情严肃的干部，在早餐时间，直接将他从房间请上了一辆停在院内的吉普车。手续齐全，态度不容置疑，理由是“配合进一步的调查与甄别”。没有给他任何与顾清翰道别的机会。
消息传到文化教育处时，顾清翰正在主持一个关于教材审编的会议。秘书匆匆进来，俯身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顾清翰握着钢笔的手瞬间绷紧，指节泛白，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微微颔首，示意秘书出去，然后平静地继续会议议题，声音沉稳，条理清晰，仿佛刚才听到的只是寻常的工作汇报。
只有坐在他近处的人，或许能隐约察觉到，顾处长镜片后的目光，比平时更冷冽了几分，语速虽然未变，但每个字落下时，都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金属般的硬度。会议一结束，他合上文件夹，对众人略一点头，便起身离开了会议室，步伐与平日无异，只是背影挺得异常笔直。
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径直穿过走廊，走向位于同一栋楼另一侧的组织部干部审查办公室。楼道里光线有些昏暗，空气中漂浮着旧楼特有的霉味和印刷品的油墨味。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清晰，坚定，不带一丝犹豫。
审查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顾清翰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办公室里，负责人老李——一个鬓角花白、面容严肃的中年干部——正坐在办公桌后翻阅卷宗。看到顾清翰进来，他略显诧异地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顾处长？有事？”老李的声音平和，带着惯有的审慎。
顾清翰反手轻轻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声响。他走到办公桌前，没有坐下，就那样站着，身姿挺拔如松。午后的阳光从百叶窗缝隙斜射进来，在他清瘦的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他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平静得近乎淡漠。
“李部长，”顾清翰开口，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每个字都像是精心打磨过，“我是为陆震云同志的事情来的。”
老李放下手中的卷宗，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后靠，打量着他：“哦？陆震云同志目前正在配合组织调查，这是正常程序。顾处长有什么具体情况要反映吗？”
“我了解程序。”顾清翰迎着他的目光，眼神坦荡，没有任何闪躲，“我来的目的，是想向组织郑重说明，并且，以我的党性和人格担保，陆震云同志在过去的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功勋卓着。”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斟酌最准确的词语，然后继续，语速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他在上海期间，多次深入虎穴，获取关键情报；他策划并参与了对敌军火库、物资运输线的有效破坏，沉重打击了敌人气焰；在最后的撤离和保卫城市关键设施的战斗中，他英勇无畏，负伤不退。这些功绩，每一件，我都亲身经历，或掌握确凿证据。”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老李手指轻轻敲击桌面的细微声响。他看着顾清翰，目光锐利，似乎在评估这番话背后的深意。
顾清翰微微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声音低沉了几分，却更加凝重：“我承认，陆震云同志的经历确实复杂，斗争方式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但他对革命的忠诚，对同志的义气，经得起任何审查。他的历史问题，是在特定环境中为了生存和斗争不得已而为之，其心可鉴，其功难没。”
说到这里，他放在身侧的手，在无人看到的阴影里，悄然攥紧，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带来尖锐的刺痛，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依旧冷静如冰。
“所以，李部长，”顾清翰的目光牢牢锁定对方，一字一顿，清晰无比地说道，“我请求组织在审查陆震云同志时，能够全面、客观、历史地看待他的功过。如果组织认为他的历史存在需要厘清的问题，那么，作为他多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和直接领导人，我顾清翰，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微微前倾身体，声音压得更低，却像重锤般敲在寂静的空气里：
“要动他，先动我。”
最后六个字，掷地有声。没有激昂慷慨，没有情绪失控，只有一种冰冷的、斩钉截铁的决绝。这不是请求，而是声明。是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前途未来，毫无保留地押了上去，作为担保。
老李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住了。他久久地注视着顾清翰，镜片后的眼神复杂难辨，有惊讶，有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惋惜。办公室里一时间只剩下窗外隐约传来的蝉鸣和两人之间无声的对峙。
良久，老李轻轻叹了口气，身体重新坐直，语气带着一种沉重的无奈：
“顾处长啊……”他摇了摇头，“你这又是何苦呢？你的能力和贡献，组织上是清楚的，前途一片光明。何必……非要把他和你自己的前程，绑得这么死呢？”
这话语重心长，看似劝解，实则点明了最残酷的现实——在需要划清界限、重塑队伍纯洁性的当下，与一个历史复杂、背景模糊的“江湖人士”捆绑过深，无疑是政治上的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
顾清翰站在原地，身形未有丝毫晃动。阳光掠过他的镜片，反射出一点冷硬的光。他没有回答老李的问题，也没有退缩。那双平静的眼睛里，清晰地表达着一种无声却坚定的回答：有些东西，比前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