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以成皋关归降，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生的后秦政坛，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河南之地。刘裕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将其政治手腕与军事压力相结合，演绎了一场精彩的分化瓦解之术。
洛阳城外，北府军中军大帐仿佛变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战场”。来自后秦各州郡的使者、乃至一些手握兵权的将领本人，或明或暗，络绎不绝。他们怀着忐忑、观望、乃至待价而沽的心思，前来试探这位势如破竹的东晋统帅的态度。
刘裕对这些人，展现出了与其战场上雷霆万钧截然不同的面貌。
极致礼遇，树立标杆。
他对率先来降的王懿给予了超规格的礼遇。不仅立刻兑现承诺，上表请封高官，更在公开场合与之同乘一车，把臂言欢，饮食起居皆以重臣之礼相待，甚至将一部分新附的兵马也划归其节制。此举绝非单纯酬功，更是做给所有后来者看：看，顺我者，不仅能得富贵，更能得信任与实权！王懿这面“旗帜”被树得极高，极大地安抚和吸引了那些心怀异志的秦将。
区别对待，精准施恩。
对于不同身份、不同动机的投降者，刘裕的策略截然不同。
对如王懿这般手握重兵、献地来降的实力派，他慷慨大方，允诺官爵、保全部曲，甚至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维持原有势力，以换取他们的效忠和带头作用。
对一些地方豪强、坞堡主，则许以承认其地方权力、减免赋税等实惠条件，换取他们提供粮草、充当向导、甚至派子弟从军。
对一些官职不高、仅是惧战来投的普通官吏，则稍示恩宠，重在安抚，将其纳入管理体系，稳定地方秩序。
甚至对少数姚氏宗族中不得志、受排挤的子弟，刘裕也秘密接触，许以重利，诱其作为内应，或散播谣言，加剧后秦内部裂痕。
威压并施，杜绝侥幸。
怀柔的同时，刘裕从未忘记展示肌肉。对于极少数试图诈降或条件苛刻、首鼠两端的势力，他毫不犹豫施以雷霆手段。一支拒不投降、试图凭借坚城顽抗的秦军偏师，被北府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迅速歼灭，主将首级被传示各城。这道冷酷的命令与对降将的优厚形成了鲜明对比，明确传达出一个信息：顺者生，逆者亡，绝无第三条路。
巧用矛盾，以秦制秦。
刘裕充分利用从王懿等处了解到的后秦内部矛盾。对来自太子姚泓一系的将领，他或许会暗示将来可保其富贵；对来自姚弼等野心王爷派系的，则可能暗示可助其争夺权位；对那些深受羌族贵族排挤的汉人将领，则大谈“华夷之辨”、“共复中原”。他像一位高明的琴师，轻轻拨动着后秦内部每一根紧张的弦，使其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噪音。
效果是显着的。
洛阳周边郡县，望风而降者日众。北府军往往大军未至，劝降书信乃至投降使者已先到。许多城池几乎兵不血刃便改旗易帜。后秦在河南的统治，如同遇到阳光的积雪，迅速消融崩塌。姚泓在长安发出的诏令出不了关中，而刘裕的恩威却已深入河南人心。
陈衍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看到刘裕如何将政治权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如何将人性、利益、恐惧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比任何奇巧军械都更有效地摧垮着敌人。他心中对这位义兄的敬畏又深了一层，但同时，一丝隐忧也悄然浮现：如此娴熟地运用权术驾驭降人、瓦解对手，今日可用于后秦，他日……又会用于何人？这份帝王心术，与他内心深处某些超越时代的理念，似乎存在着某种难以调和的张力。
然而，此刻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在北府军的兵锋和刘裕的权术双重打击下，后秦河南防线彻底崩溃。洛阳，这座千年古都，已成为一座孤岛，彻底暴露在北府军的兵锋之下。最终的攻克，似乎只剩下时间问题。刘裕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洛阳，投向了更西方的潼关，投向了那片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