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的土壤中，制度的幼苗破土而出，迎来了它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风雨洗礼。议会民政委员会历经数月打磨、吸收了翠娘工伤讼案等诸多教训的《工场管理暂行条例》草案，终于进入了最后审议的关键阶段。这薄薄一册条文，试图在“东主之利”与“工匠之权”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限，其引发的震荡，远超一项单纯的技术发明。
草案核心条款明确：工场需为工匠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与防护器具；明确每日最长工时与最低工钱标准；建立工伤认定程序与抚恤标准；允许工匠推选代表与东主协商工钱待遇等事宜。这些在后世看来天经地义的条款，在此刻的大明，却如同投向平静水面的巨石。
议会议事堂内，辩论之激烈前所未有。支持者慷慨陈词，顾炎成手持那份沾着翠娘血迹的诉状副本，声音沉痛而有力：“诸公！翠娘之伤，绝非孤例！若无此例规，则工匠性命如同草芥，东主可肆意盘剥！《大明约法》既倡‘民为邦本’，岂能坐视万千工匠处于水火而不顾？此条例非但与民争利，实乃保障民生，稳固国本！”
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汹涌。代表江南工商利益的议员们群起而攻之：
“此例若行，工本必将大增！我大明货物何以与海外竞争？”
“限定工时？农时抢收尚且不分昼夜，工场赶工岂能拘泥时辰？”
“工伤抚恤？操作不慎乃工匠自身之过，岂能尽由东主承担？此乃纵容怠惰！”
“工匠代表协商工钱？此例一开，岂非助长刁匠气焰，动辄罢工要挟？与乱民何异！”
他们的反对，根植于对利润的担忧和对传统主仆关系的维护。都察院李守俊再次精准地捕捉到了攻击点，他上奏的弹章不再泛泛而谈，而是直指核心：“此条例诸多条款，实则仿效泰西乱邦之制，破坏我朝‘父子君臣’之纲常，鼓吹‘工匠结党’，其心可诛！若使工匠可与东主平起平坐，商议工价，则尊卑何在？体统何存？此非管理工场，实乃动摇社稷之基！”
就连皇帝朱由校，在阅读了草案和双方激烈争论的奏报后，也深感棘手。他既希望稳定民心，又担心过于“激进”的条例会打击工商业，影响税收，更对其中隐含的“平等”意味感到本能的不安。他的朱批含糊其辞，要求议会“再加详议，务求稳妥”。
压力之下，草案的审议一度陷入僵局。支持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妥协，删减部分“敏感”条款，以求尽快通过；但以顾炎成为首的强硬派则坚持底线，认为一旦退让，条例将形同虚设。
转机来自一场精心准备的“陈情会”。在王贞仪的暗中推动下，议会并非只听官员和商贾之言。他们秘密邀请了一批人进入南京。其中有手臂缠着绷带、面容憔悴的翠娘，有其老泪纵横的父亲；有来自“锦绣坊”、脸上仍带着惧色却鼓起勇气诉说新织机吓人之处和老东家苛待的女工；甚至还有一位来自松江府、因工场粉尘而患上肺痨、奄奄一息的老染匠。他们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直接的伤痛，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当翠娘举起那只可能终身残疾的手，当老染匠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响彻议事堂偏厅，当女工们低声啜泣着诉说生活的艰辛时，在场的许多议员沉默了。此前纸上谈兵的争论，在活生生的人间惨剧面前，显得苍白而虚伪。
与此同时，格物院公布了最新调研数据：采用新式织机并初步改善工作条件的几家试点工场，工匠流动性大幅降低，熟练度提升，长期来看，总产出和利润反而有所增加。王贞仪让人将这些数据与仍沿用旧法、事故频发、效率低下的工场进行对比，用事实说话，证明“善待工匠”与“工场盈利”并非水火不容。
更有一批与格物院合作、率先尝试技术革新并已获利的新兴商人，在顾炎成的联络下，联名上书表示支持条例。他们认识到，一个稳定、熟练、有基本保障的工匠队伍，才是长远发展的基石。他们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商界原本铁板一块的反对阵营。
墙内陈情，墙外舆论也在发酵。《大明公报》连续刊发系列文章，不再空谈大义，而是深入剖析工场事故对家庭、对社会造成的巨大成本，呼吁建立“公平之规”。民间对于“翠娘们”的同情之声日渐高涨。
多方压力下，反对派阵营开始出现裂痕。一些并非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议员态度软化。最终，在经过又一轮艰苦的修改和妥协后，《工场管理暂行条例》以微弱优势在议会获得通过。尽管其中“工匠代表协商”等最具争议的条款被大幅限制，但确立安全标准、工时工钱底线和工伤抚恤原则的核心内容得以保留。
条例通过的当天，王贞仪站在格物院的窗前，望着南京城。她知道，这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纸条文能否真正落地，从墨迹变为现实，还需要更漫长的博弈、监督与执行。但至少，一道微光已经刺破了笼罩在无数工匠头顶的沉沉黑暗，一个试图用制度而非仅仅依靠道德或东主仁慈来保障底层权益的时代，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文明的阵痛，在制度的肌体上，又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