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9章：被贬之路
东坡书院坐东北朝西南，院内建筑按三轴线布列，主体建筑均布列于中轴线上，依次为头门、载酒亭、载酒堂、正殿、东西两庑廊，东轴线布列钦帅堂、西轴线布列陈列馆，书院四周构筑围墙，头门前立保护标志牌，系苏东坡居儋期间讲学会友的场所。
中轴线上的载酒堂、东庑廊、西庑廊和东坡祠构成整个书院的中心院落，东西两侧为两个副轴线，分别称为西园和东园。
两人买了门票20块，从大门进入、以载酒亭、载酒堂、东坡祠为轴线，空间渐次展开，直走到终点的东坡祠，规整、几何的构图，主轴线两侧完全对称，能够感受到书院庄严和肃穆。
载酒亭为重檐歇山顶结构，八角飞檐，上下两层，上层四角，下层八角，角角相错，各角翘起，呈欲飞之势，亭内共有12柱，分别于亭内四角，每角有三根，三根之间各不相同，除匾额和楹联外，亭中还绘了苏东坡居儋三年的生活情景图录，堂内正中间是苏东坡、苏过、黎子云等人物的雕像，左右两侧有耳房。
东坡祠作核心建筑之一，以木质结构为主，白顶红门，整体大气庄严，东坡祠自然是祀苏轼，以及其子苏过及黎子云配祀，大殿为东坡诗文书画室，主要展示东坡讲学组像、东坡书画拓印件及现代出版的各类苏轼着作和中国国内外研究苏轼的专着。
看到这些，其实两人有些遗憾，这实在是有些太简单了，但也难怪，东坡先生60多岁呢，只不过是在这里呆了三年而已，而且已历千年了。
可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里竟然遇到了一个讲解员，听她抑扬顿挫的嗓音，似乎很是专业，于是就前往倾听。
此人正好讲到了东坡被贬到海南，就有人在探讨他被贬的原因，这个嘛，可就是另外一个科技树了。
苏轼不仅是北宋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还是北宋着名的书画家，对音律、医学、金石、养生学、水利工程等科学也颇有研究，可谓才华横溢。
可是苏大师一生厄运甚多，仕途上屡遭贬谪，原因何在？
应该说，苏轼的青少年时代还是很顺畅的，从小就受父亲苏洵的文化教养与熏陶，展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
21岁时就与弟弟苏辙跟随父亲来到汴京赶考，兄弟二人同科获进士及第，深为主考官欧阳修器重，欧阳修是个重人才的伯乐，自己虽已身居高官，且一手散文写得流丽隽逸，但从不怆然傲岸。
那时，赣文化十分灿烂，在江西这块三面是山，一面临江的丘陵地带中产生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出仕入相，占据着不少重要官位，并繁衍至明末清初，长达近七百年之久，亦成为目前经济落后的江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与欧阳主考官并无乡党之谊，为何被屡次关照？先是推荐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取，后又为只当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小官的苏轼到处荐举，可谓费尽心机，直到荐举到当时的宰相王安石为止。
作为欧阳修的乡党的王安石，尽管文学才华不如欧翁，但治国才情高昂。
王与欧的家乡在江西相距不过百余里，又都是进士及第入仕，但俩人走的却是不同的人生路。欧阳修入仕后，仍然做的是文化方面的事，既没有拜相，也没有做省级地方大官，可以说欧翁定位的是文化方面的事，所以一生官不高名声很旺，也没有出过什么大的政治风险。
而王却在出仕后，虽然在地方为官二十余年，但最终挤进了权力顶峰官至宰相，当然最终被贬，也吃尽了政治斗争的苦头。
严格意义上来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老师。
王年轻时文才也是出众的，很得当时已入仕且大王一轮的欧阳修的赏识。
王二十来岁中进士却一直在地方为官，改文从政，不再是写风花雪月的散文了，而是改写政论性的治国文章，只是当时苦于朝中无硬的后台，王在地方为官虽然政绩显赫，可二十余年一直没有机会提升进入中央权力核心。
是欧阳修发现了王的政治改革才情，是欧阳修向当时的神宗皇上推荐，才使王最终能够通过自己的水平与努力登上权力顶峰。
王安石的政治抱负、治国理念就是革除旧习，实行新法，然而，就像历史上任何变法一样，王安石的新政，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抗。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不仅得到高太后的支持，而且手下得力干将甚多。
王安石的改革派阵线急需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加入，在这多事之秋，欧阳修举荐了年轻有为的才俊苏轼，王安石见过苏轼后也非常喜欢。
王认为：一是苏轼此时作为年轻干部，其才华早已天下闻名，能纳入这样的名望甚高的青年才俊，更能显改革派的气度与强大；二则，苏又是恩师加老乡举荐的人，品性可靠，用不着防范；三是苏轼是当时是天下闻名才子，王年轻时也曾是名作家，休闲时还可与苏在一起吟诗弄词圆点文学梦。于是，二话不说就把苏东坡纳入了自己的队伍了。
当然，史书与野史上有关俩人切磋诗文的逸闻轶事甚多，比如，“明月当空叫、五犬卧在心”等轶闻典故，在此先不表。
应该说，王对苏的到来是非常高兴的。初期的王苏关系也非常融洽。然而，苏毕竟只是名书生，尽管自以为才华横溢，有治国平天下的水平，可其实苏那是只是一个入官场不久的仕子，哪懂那么多的政治斗争，作为文学才俊的苏轼尽管散文写的非常好，可政治城府与现实改革能力还欠缺很多，其出的主意与处理人际关系与执行能力等方面表现的还十分幼稚。
于是，苏轼加入不久，就与王安石发生了矛盾。
苏与王的分歧不在于改革的目的，而在于改革的手段与步骤。
苏在任地方官时，看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许多流弊，便向王提出，而王却认为比较幼稚故没得到采纳。
文人的苏轼那懂政治斗争与官场之道呀，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上级采用，于是就觉得丢了面子，于是就不高兴了，于是便有些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却又是司马光非常需要的。
苏是主张改革的，并不认同保守派的顽固观点，苏与王的基本目的是一样的，可是，苏轼把在王阵营所受到的委屈把对新政推行过程中的缺点或不足到处诉说，不分场合不分时段，不分对象，没有一点官场的城府，特别是还经常与保守派的人在一起喝喝茶发发牢骚，这种在新旧两党之间的依违态度，自然决定了他仕途坎坷的悲剧命运。
更为要命的是苏轼的文人气习。
文学大师苏东坡，把对新政的不满写成诗并予以发表，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从一定程度打击了改革派的新政气焰，引发了改革派的众怒。
可悲的是苏轼并不是有意要站在保守派一边的，他的所作所为均为文化人性情所致，一大批苏的作品崇拜者在读后，自然要对改革派品头论足，一时，社会议论向保守派倾斜。
苏轼的所作所为，让王安石等改革派伤心与愤慨，于是，一大批赞成改革的监察御史们先后上书皇上，弹劾苏轼。
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虽是改革者发起，但毕竟是以皇帝的旨意发布的，苏轼攻击改革便是攻击皇上，苏的背叛，王也就不客气了以“乌台诗案”为由，报请皇上，将苏被捕入狱，尔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流放。
后来，主张改革的神宗皇帝忧忿而死，年方10岁的幼儿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改革派全被斥逐流放，苏轼被召回京城，授龙阁学士等高官予以重任。
经验老道的司马光，启用苏轼，并不是认为苏有什么治国雄才，只是苏因在改革派阵营曾为保守派通点信息而牵连被贬，给点官位算是补尝，亦是用用苏的名气显现司马光的政治气度，让你食之无忧、住之无虑，出门有车、看病有报销，尔后，你只需写点歌功颂德的文章而已。
偏偏苏轼又是不开窍的人，司马光好心用他，他却不领情。
看到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他又不平衡，不仅与新任宰相嚷嚷叨唠，而且在会议上与之激烈争论，不给领导面子，其结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苏轼又一次被流放出京，先后被贬谪杭州、颖州、定州等地。
后来，新党再度上台，对保守派进行报复迫害。
苏轼早已被划入反对派阵营，再度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尽管苏轼文学才情天下闻名，可新旧两党的政治家都把他当作敌人，这是苏大作家的悲哀。
其实，苏东坡并不是个两面派，他的政治左右倾向亦是情格使然，也是文化人禀性所在。
苏轼胸怀旷世文才，性格自然豪放倔强。他不知文化人从政的弊端，又达不到圣贤们的克己复礼城俯，更不知跟随一派死心塌地，连官场的基本游戏规则都不懂，何以在官场上混？政治上没有靠山，纵然你再有才华、再有天大的本事，在官场上也难以吃得开。
可恼的是，苏东坡在官场上吃了那么多的亏，仍然没有悟出点什么条条道道来，差点掉了脑袋，可依然醒悟不过来，致使一生贬谪，命运悲惨。
苏轼贬谪惠州一居三年余载，人已六十出头，虽政治上官位的级别降下来了，没有什么实权，但生活待遇并没有降低，况且也没有剥夺他的写作权，对他的生活问题也不追究，算得上是宽囿的。
曾早已有人举报，苏在杭州时就纳一歌妓名叫朝云为妾，此妾伴随他23年，并随他一直在惠州佐佑，朝庭当权者虽然对苏不满，但没有追究他的个人生活问题，抓小辫子，弄个洗浴中心事件，也算不易。
文人吧，又是大作家有点风花雪夜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安分守己，在政治下不要再牢骚，便睁只眼闭只眼。朝庭的本意叫他在惠州养老终生，不要惹事生非，毕竟名声在望，一但出事，叫上面左右为难，人也那么大了，老是贬来谪去，不仅对他本人搬迁不方便，而且对当权者面子上也不好看，否则总会有人说，当权者不重视人才，有负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可苏轼却又偏偏在写作上不安分守己，也许是太清闲了，总闷不住要写诗抒志。据说苏大师是写了一首《纵笔》的歪诗，又激怒了当权者，再次贬谪海南。
诗是这样写的：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就是这最后一句话，被人打小报告送到京都，当朝宰相章惇见后，气怒而曰：“苏子瞻尚尔快活？”。什么意思？
“苏轼，你的诗中说你每天睡觉无事可做，不就是说我不重用你，也就是我不重视人才吗？谁看不懂呀！写点这样的歪诗来气我，既然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让你如此舒服你却还不甘心，那你就到荒蛮的海南去吧，并把所有的政治、生活待遇都取消，看你还能快活几天”。
于是，一道命令下来，苏轼到琼州府挂职。
这一下，苏轼鄢了，“小秘”朝云一受打击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好，一病便呜呼哀哉气绝身亡。人过花甲的苏东坡，唯的一女人死在怀中，又无力将其葬回老家杭州，在苦恼悲痛之下，东坡将朝云葬在惠州一湖中山丘上，并将朝云故乡的杭州西湖为之命名，将荒坟之丘改为小孤山，以表达一位人将已老却有情有义文化男人的对爱的最后执着，然后，别离惠州。
于是，苏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晚年之躯又踏上了悲惨的天涯流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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