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悲歌·酒杯里的再也不见
写下“土地悲歌”里孟州夫妇趴在田埂上哭着捡发芽花生的段落时，指尖突然顿住——窗外的月光落在桌角，竟让我想起张哥醉醺醺的脸。他该有六十岁了，若还活着，此刻或许正拎着个空酒瓶，在老家的村口晃悠，看见我会笑着喊“兄弟，借个火”。可如今，只剩那杯没喝完的酒，和一句再也说不出口的“对不起”，在记忆里发潮。
第一次见张哥，是二十出头的冬天。我刚回洛阳老家帮衬家里，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烟，就见一个穿洗得发白蓝夹克的男人，攥着瓶廉价白酒，脸颊红得像烧透的砖，脚步虚浮却非要给老板递烟。老板摆手说“不抽”，他也不恼，嘿嘿笑着把烟塞回兜里，转身时撞了我一下，慌忙扶住我的胳膊：“对不住对不住，没瞅见。”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缝里还沾着泥，却透着股笨拙的热络。
后来听村里老人说，张哥是“西安回来的娇娃”。他小时候跟着在西安某国营厂当工人的父母长大，住筒子楼，吃供应粮，是村里少见的“城里娃”。毕业后，父母托关系给了他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本该端着“铁饭碗”安稳过一生，可他年轻不懂事，手脚不干净，偷拿仓库里的铜丝换烟酒，被发现后直接除名。父母气得病倒，他没脸在西安待，卷着铺盖回了洛阳老家，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反面教材”。
可我认识的张哥，却和“小偷小摸”的名声沾不上边。农忙时，谁家地里的麦子没人收，他扛着镰刀就去；村里的王奶奶腿脚不便，他天天早上帮着挑水、买早饭，分文不取。有次我骑车去镇上办事，半道车链断了，蹲在路边着急，正好撞见张哥骑着辆旧电动车路过。他二话不说，把我的自行车绑在电动车后座，说“我带你去修”，一路蹬得满头大汗，连我递的烟都摆手拒绝：“兄弟，这点事不算啥。”
他不巴结村支书，见了干部也只是点头问好；却对村里的穷苦人格外热络，谁家孩子交不起学费，他会悄悄塞几十块钱，说“先拿着，别让娃耽误上学”。小卖部老板总跟我说：“张哥就是被酒毁了，心不坏。”可酒，偏偏成了他戒不掉的瘾。我从没见过他清醒的样子——清晨的田埂上，他蹲在路边喝；傍晚的老槐树下，他靠着树干喝；连赶集时，怀里都揣着个小酒瓶，走几步就抿一口。酒气裹着他，像层甩不掉的壳，醉了就笑，笑完就哭，嘴里反复念叨“西安”“仓库”“爸妈”，没人听得懂，也没人愿意细听。
后来我在镇上开了家小店，卖手机、缴话费，张哥成了常客。他日子过得紧，一件夹克穿了五六年，一年缴话费花不了五十块，却总特意绕远路来我店里，说“照顾兄弟生意”。有次他攒了半个月的钱，在我这儿买了部二手智能手机，红着脸说“想跟西安的老表视频”。那之后的三个月，他几乎天天来，每次都攥着手机，语气带着讨好的慌张：“兄弟，这咋连不上wiFi？”“咋发不了照片？”
起初我还耐心教他，帮他连好网，存好联系人；可次数多了，加上店里忙，我渐渐没了耐心。那天他又来了，刚开门就站在柜台前，手里的手机屏幕亮着，指尖在上面乱戳：“兄弟，咋又不行了，老表打不通我电话……”我正忙着给客户办业务，听见他的话，心里的烦躁一下子涌上来，抓过他的手机“啪”地摔在水泥地上。屏幕裂成了蛛网，我指着门喊：“这手机我不卖了！钱还你，你别再来烦我了！”
张哥愣在原地，嘴唇哆嗦着，手伸到半空又缩回去，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他没说话，弯腰捡起手机，慢慢擦干净上面的灰，转身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也有点发堵，可转念一想“是他自己麻烦”，便没再管。
没过多久，他找了个同乡来店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零钱，一张一张数给我：“兄弟，张哥让我把钱还你。他说他真不是找事，就是不会用智能手机，你别生气。”同乡还说，张哥拿着摔破的手机，跑了十几里地找修手机的，花20块换了屏幕，剩下的钱一分没少。那天晚上我关了店，坐在柜台前，手里攥着他还回来的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我总觉得他在“找茬”，却忘了他连小学都没读完，连拼音都认不全，那些在我眼里的“小事”，在他那里，或许是攒了很久的勇气才敢开口的求助。
那之后，张哥没再来过我的店。偶尔在村口遇见，他也只是低着头走，像没看见我；我想跟他说句“对不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再后来我去了外地打拼，很少回老家，关于他的消息，也渐渐断了。直到去年冬天，同乡给我打电话，说“张哥没了”，我手里的杯子“哐当”掉在地上，热水洒了一地。
同乡在电话里说，有人在李村市场的排洪沟边发现了他。自行车倒在沟沿上，车筐里的空酒瓶滚在一边；他蜷在沟底，身上的夹克沾满泥，胳膊上还留着几块血肉模糊的伤口——是野狗撕咬的痕迹。村民吓坏了，赶紧报了警，公安出警后做了尸体解剖，结论是他喝醉酒后，骑车时没看清路，不慎坠沟，天太冷，没能爬上来。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脑子里反复闪着他的样子：西安筒子楼里或许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单位除名时灰头土脸的青年，在老家醉醺醺帮人修自行车的中年，还有最后躺在冰冷沟底的模样。我想起他攥着手机问我“咋连wiFi”时的慌张，想起他还我钱时的小心翼翼，想起我摔手机时他眼里的失望——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此刻都成了扎在心里的刺。
倘若他当初没犯那小偷小摸的错，或许会在西安的工厂里安稳退休，领着退休金，周末跟老同事下棋、喝茶；倘若他没把自己泡在酒里，或许能好好攒点钱，找个伴儿，在老家盖间小房子，过几天踏实日子；倘若我当初能多一点耐心，没摔那个手机，或许我们还能坐下来，听他说说西安的旧事，说说他对父母的愧疚。
可人生没有“倘若”。老祖宗说“一切都是命”，从前我总不信，觉得人定胜天；直到想起张哥，才忽然懂了这句话里的无奈——有些选择一旦做错，就像掉了头的火车，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有些坎一旦跨不过，就会被生活推着走，最后跌进看不见的深渊。他不是没努力过，只是年轻时的一步错，让他再也没能站起来；他不是不想戒酒，只是生活的苦太多，只能靠酒来麻痹自己。
现在每次写“土地悲歌”，我总会想起张哥的酒杯——那里面装的不是酒，是他没说出口的遗憾，是被生活磨平的勇气，是再也回不去的西安，是再也见不到的父母。他不是土地上种庄稼的人，却也是被生活的“风雨”打垮的人；他的故事没有孟州夫妇那样壮烈，却更让人心疼——因为他就像我们身边的某个人，有缺点，有遗憾，努力想好好生活，却最终被命运捉弄。
窗外的风又吹起来了，带着冬天的冷意。我拿起笔，把张哥的故事写进“土地悲歌”里，指尖却忍不住发颤。我知道，这篇文字再也传不到他眼里，那句“对不起”也再也没机会说出口。可我还是想写下来，想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叫张哥的人，他曾在这个世界上努力过、温暖过，也曾遗憾过、痛苦过；想告诉那些还在生活里挣扎的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善意，别让一时的烦躁，变成一辈子的愧疚。
酒杯空了，人走了，再也不见。可那些关于他的记忆，会永远留在“土地悲歌”里，留在我心里，提醒我要好好生活，要珍惜眼前人——因为有些离别，一旦发生，就是一辈子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