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湾笼罩在浓重的海雾与凛冽的寒风中，浪涛汹涌，拍打着海岸，发出沉闷的轰鸣。大连港，这座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战略要地，此时正处于一种微妙的氛围之中。表面上，它仍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维持着一种脆弱的“中立”与秩序；暗地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情报人员、走私商人、逃亡者穿梭其间，宛如一座巨大的、无声的角斗场。
港区边缘，一栋不起眼的、带有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里，窗帘紧闭。这里是“顺昌货栈”的后院厢房，也是楚云飞及其核心骨干隐匿了半月之久的临时栖身之所。屋内陈设简陋，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海风、煤烟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气息。楚云飞穿着一身深灰色的棉布长衫，外面套着半旧的黑色马褂，打扮得像一个常见的往来于关内外的行庄商人，只是眉宇间那股历经沙场的锐利与沉稳，难以完全掩盖。孙大勇等七八人，也都换上了伙计、力工等各式装扮，默默地检查着随身携带的简易行囊和隐藏在衣物下的短枪。
“陈老板，”参谋长低声汇报，用的是约定的化名，“船已经安排妥了。是条跑天津卫的旧货轮‘海安号’，船长是咱们的老关系，靠得住。明天傍晚趁涨潮离港，混在出港的船队里，不容易惹眼。船上给我们备了一个货舱隔间，条件差些，但安全。”
楚云飞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墙上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最终落在天津的位置。“天津……到了天津，就算一只脚踩进关内了。” 他的声音平静。
选择从大连经海路到天津，是反复权衡后的决定。陆路，山海关早已被共军控制，华北“剿总”傅作义的防区也岌岌可危，关卡林立，盘查严密，风险极大。海路，虽然要穿越渤海湾，可能遇到共军海上巡逻队或风浪，但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港检查相对松散，且有熟悉航线的旧关系可以利用。更重要的是，这条路线能最大程度避开各方视线，实现真正的“秘密”返回。
“家伙都藏好了？”楚云飞看向赵铁柱。
“放心，老板。”孙大勇拍了拍腰间，“贴身带着，家伙什儿（指手枪）都油布包好了，应急够用。其他笨重家伙都按您的意思，处理掉了。” 他们必须轻装简行，一切以隐蔽为第一要务。
楚云飞走到窗前，撩开窗帘一角，望着外面灰蒙蒙的海天景色，港区船只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这半个多月的隐匿，并非完全平静。虽然凭借早年建立的关系和充足的经费，他们找到了这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但大连城内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中共地下党、苏军情报机关耳目众多，他们必须深居简出，时刻保持警惕。期间，参谋长通过隐秘渠道，零星了解到一些外界消息：东北全境解放，四野主力正厉兵秣马，准备入关；南京方面，关于他楚云飞“壮烈殉国”或“下落不明”的传闻甚嚣尘上，蒋介石似乎正在酝酿新的任命以稳定华北战局…… 这些信息碎片，拼凑出外界波诡云谲的形势，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必须尽快返回华东基本部队的决心。只有重新掌握兵权，他才能在这盘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中，拥有下一子的资格。
“这一路，不会太平。”楚云飞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位同伴的脸，语气凝重，“海上有关卡风浪，上了岸，更是龙潭虎穴。记住，我们现在是‘隆昌号’的伙计，从关外贩运皮货药材回天津。少说话，多看眼色。非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一切，以安全抵达为目的。”
“明白！”众人低声应道，眼神坚定。
第二天傍晚，海雾更浓。楚云飞一行人分散行动，如同水滴汇入人流，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停靠在三号码头的“海安号”货轮。这是一艘锈迹斑斑的老旧船只，散发着机油、鱼腥和汗水的混合气味。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堆满杂货的底舱隔间里，空间狭窄，空气污浊。但此刻，无人抱怨。
汽笛长鸣，货轮缓缓驶离码头，融入暮色与海雾之中。楚云飞站在逼仄的舷窗边，望着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迷雾中的大连港灯火，心中百感交集。东北，这片他征战数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也见证了无数无奈与抉择的黑土地，终于被抛在了身后。这里的工业血脉，大部分得以保全，这是他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功绩，却也是以一种“败军之将”、“神秘失踪”的方式达成。个中滋味，难以言说。
航行是漫长而煎熬的。货轮在波涛中起伏，轮机轰鸣不休。他们终日待在底舱，避免与船上其他水手过多接触，食物是干硬的烙饼和咸鱼，用水严格配给。期间，遇到过两次小规模的风浪，更有一次，远处出现了疑似巡逻艇的黑影，货轮立刻熄灯缓行，紧张气氛弥漫全船，幸而有惊无险地避开。楚云飞大部分时间都靠在小窗前，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灰暗的海水，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七天后，货轮终于抵达天津大沽口外。由于共军对天津的包围圈日益紧缩，港口检查异常严格。“海安号”在引水员的引导下，在港外锚地抛锚，等待检疫和检查。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检查队要上船了！”船长紧张地跑来告知，“你们最好先躲到煤舱下面的暗格里去！”
没有犹豫，楚云飞等人立刻钻入货轮最底层狭窄、肮脏的煤舱暗格。里面漆黑一片，空气混浊，煤灰呛人。他们紧挨着蜷缩在一起，能听到头顶甲板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盘问声、翻查货物的声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如同一年般漫长。楚云飞的手，始终按在腰间的硬物上。
不知过了多久，头顶的声音渐渐远去，脚步声也消失了。又过了许久，船长才悄悄打开暗格，低声道：“走了，是港务局和警察局的人，查走私的，没发现异常。船可以靠码头了，但你们最好等天黑再下船。”
午夜时分，月黑风高。楚云飞一行人，混在卸货的苦力中，悄然踏上了天津的码头。咸湿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远处隐约传来零星的枪炮声，提醒着这座城市正处于战火边缘。他们没有停留，立即按照预定计划，找到城内一家与“顺昌货栈”有联系的绸缎庄，通过那里的秘密渠道，搞到了前往济南的火车票（当时津浦线北段尚在国民党控制下，但极其混乱）。
接下来的陆路行程同样充满风险。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民众、溃散的散兵游勇，车厢肮脏不堪，走走停停，沿途不断有关卡检查。楚云飞等人混迹其中，低调隐忍，凭借伪造的身份证明和一口流利的北方官话，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数次盘查。当列车最终喘着粗气，驶入戒备森严、一片混乱的济南站时，楚云飞知道，他总算真正回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区域，虽然这片区域也已风雨飘摇。
他没有在济南逗留，立即联系上早已安排好的接头人，换乘汽车，一路向南，星夜兼程，直奔徐州——国民党军华东战区的核心，也是他基本部队的驻防地。
当楚云飞风尘仆仆、却目光炯炯地站在徐州“剿总”司令部大门前，向卫兵亮出那份虽然过期但依旧有效的军官证时，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一个被官方几乎认定为“殉国”的将领，突然“死而复生”，从沦陷的东北神秘归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