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纵队驻守的长春外围防区，小丰满事件和鞍钢复工的“消极应对”，虽未立即招致上峰的雷霆之怒，但杜聿明长官部乃至重庆方面，各种无形的掣肘、克扣补给、安插眼线的小动作层出不穷。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压抑中，一些极其微妙、难以言说，却又真实存在的“变化”，开始悄然发生。这些变化并非来自上级的嘉奖或友军的支援，而是来自那个理论上你死我活的对手——林的东北民主联军。这是一种无声的、心照不宣的“回馈”，一种建立在危险默契之上的“谢礼”。
最先察觉到异样的是前沿阵地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对峙线上，小规模的摩擦、侦察与反侦察、偷袭与伏击本是家常便饭。但近一个月来，一线部队陆续报告了一些“反常”现象：
驻防在陶赖昭前沿三号高地，第一支队某连连长，在一次夜间侦察报告中写道：“……卑职率尖兵班前出侦察，于月光地遭遇敌巡逻小队，约一班人。双方距离极近，不及回避。然敌仅以火力进行威慑性扫射，弹着点偏高，旋即主动后撤，并未纠缠。我部还击后，敌已远去，似有意避战。”
负责侧翼警戒的侦察排长汇报：“……我排于黑林子一带设伏，捕获敌一名掉队通信兵。该兵被俘后并无顽抗，经简单询问（未用刑），称其上级有令，近期避免与我部精锐发生不必要的正面冲突，‘留着劲儿打大鱼’。后按纵队座指示，经教育，发给干粮，于次日晨释放。”
更令人玩味的是炮兵观测哨的报告：共军在一些次要方向的阵地加固和部队调动，似乎变得“透明”了许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刻意隐蔽，甚至偶尔会出现小股部队在射程内“暴露”的情况，仿佛在暗示：“我在这里活动，但无意进攻，你也别开炮。”
这些零碎的信息汇集到楚云飞指挥部，起初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只被当作敌军的战术调整或偶然现象。直到一份由小陈亲自整理、标注为“绝密”的分析报告，摆上了楚云飞的案头。
报告对比了近三个月来，楚云飞部与东北民主联军接触交火的详细记录，并与防区内其他国民党军部队（如新一军、七十一军部分防区）的战报进行了交叉分析，揭示出一个惊人的趋势：在与楚云飞部对峙的宽大正面上，共军主动发起的连级以上规模的进攻次数显着下降，且攻击强度明显减弱，多以袭扰、牵制为主。而同一时期，相邻防区的国民党军部队则频频告急，遭受了多次营、团规模的猛烈攻击，损失惨重。尤其在对后勤补给线的破袭上，共军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楚云飞部的主要运输通道，转而集中力量打击其他部队的交通线。
“纵队座，”小陈指着分析图表，语气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数据不会说谎。林……他好像在对我们……‘手下留情’？”
楚云飞盯着图表，久久不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他回想起保卫小丰满电站后，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那句模糊的“朋友，电站之光，照亮前程”；想起在鞍钢“停产”事件中，对方似乎心领神会的沉默；想起那次“战俘交换”时对方超乎寻常的“爽快”与那份意外的“情报赠品”…… 一桩桩，一件件，串联起来，林，或者说其背后的延安决策层，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以一种极其隐晦、极其危险的方式，表达着“认可”与“回报”！
这不是简单的战场勾结，而是一种基于更高层面战略判断的默契。延安方面洞察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也看清了楚云飞这类非嫡系将领的处境和潜在的“价值”。他们不希望楚云飞这支有一定战斗力、且对保护国家资产有积极作用的部队过早被消耗或逼到绝境。保持楚云飞部的相对“完整”和“存在”，既可以在国民党内部制造矛盾和猜忌，也可以为未来可能的“变局”埋下伏笔。这是一种冷酷而高超的算计，也是一种基于实力的“怀柔”。
“这不是‘留情’，是‘策略’。”楚云飞终于开口，既有被“识破”的凛然，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棋逢对手的悸动，“林，还有他后面的人，看得比杜聿明，比重庆那帮人，要远得多。他们这是在告诉我们：你的所作所为，我们心中有数。只要你继续这样‘默契’下去，我们可以暂时相安无事。”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方立功忧心忡忡，“此事若被上面知晓，就是通敌的铁证！”
“应对？”楚云飞走到窗前，望着阴沉的天空，“我们什么也不做，就是最好的应对。继续保持我们的节奏：避免主动挑衅，减少无谓摩擦，重点巩固防务，保护厂矿。他们递过来的‘橄榄枝’，我们心领神会，但绝不伸手去接。这条线，太危险，一旦沾上，后患无穷。”
他转过身，语气变得无比严肃：“传令各部队主官：敌军近期活动规律有所变化，各部更需提高警惕，加强侦察，切不可因敌一时‘消停’而松懈麻痹！防务不可有丝毫懈怠！同时，严密封锁此类消息，任何人不得私下议论，违令者，军法从事！”
“是！”小陈肃然领命。
楚云飞深知，林的这份“谢礼”，是一杯包裹着糖衣的毒酒，甜美诱人，却足以致命。它既能暂时缓解压力，也可能成为将来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既要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整顿内部、积蓄力量，又要时刻警惕不能被这“默契”所绑架，更不能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把柄。
“林总啊林总，”楚云飞低声自语，“你这份‘人情’，我楚云飞记下了。但你我终究是各为其主，这场仗，还没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