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时，临时住所的书房窗帘紧闭，只有一盏带有厚重灯罩的台灯，在桌面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楚云飞独自坐在灯下，面前摊开着一张大幅的华南地区军事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铅笔，细致地标注着日军的据点、交通线、国军的控制区（大多已岌岌可危）、以及地形复杂的山地和丛林地带。他的眼神锐利而专注，之前的忧愤与焦躁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猎手审视猎物领地般的冷静与沉着。
“华南敌后游击计划”—— 一个大胆甚至的构想，在他脑中逐渐清晰、成形。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当前局势的冷酷判断和对未来可能的深远预判。
楚云飞用红笔在地图上重重划出一条线，从河南南部一直延伸到广西、贵州边境。这是日军“一号作战”可能的进攻轴线，也是国民党军溃败的主要方向。他判断，照此趋势，华南大片区域将迅速沦陷，国民党正规军要么被歼，要么溃散入山，政权体系将陷入瘫痪。届时，广袤的敌后将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
“计划目标，”楚云飞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并非单纯求生，亦非小打小闹。而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日军兵力分散之际，于湘、桂、粤交界之山区，建立一块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此为依托，积蓄力量，打击日寇，等待时机，并在战后不可避免的权力重组中，占据一席之地，掌握话语权。” 他的野心，已远超一名普通国民党将领的思维范畴。
计划的核心，是他绝对掌控的军事力量。他首先想到的是远在晋西北的358团骨干。“必须有一支绝对忠诚、经验丰富的核心队伍。” 他盘算着，需要从方立功那里，秘密抽调一批最可靠的营、连、排级军官和士官，以及部分技术兵种骨干，人数不需多，但必须精悍，化整为零，分期分批，通过多种隐蔽渠道，向南转移。路线要避开日军严密封锁的正面战场，选择走西北-西南的偏僻路线，或利用某些秘密商道。同时，他也在考虑，能否通过汤姆逊上尉等关系，争取到极少量但关键的美式轻武器和通讯器材，用于装备这支核心力量。
“这支队伍，将是种子，是脊梁。”楚云飞标注了几个可能的汇合点，多在三省交界的深山区。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湘、桂、粤交界处的南岭、十万大山一带画了一个圈。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日军统治相对薄弱，且历来有地方武装和土匪活动，社会情况复杂，便于初期隐蔽和发展。生存是首要问题。他计划初期以“抗日救国军”等灰色名义活动，避免过早暴露与重庆的决裂。经济上，不能像在晋西北那样完全依靠百姓，必须未雨绸缪：秘密转移部分资金（黄金、美元），计划控制某些关键物资的流通（如食盐、钨砂），甚至考虑与某些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势力、商会建立秘密合作关系，获取补给。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独立王国。
战术上，他决定吸收并改进八路军成功的游击战经验，结合华南实际：避免与日军正面硬拼，专打其交通线、小股部队、后勤仓库；积极策反、收编溃散的国民党散兵游勇、以及当地有抗日倾向的民间武装；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但与共产党方式不同，他更强调“保境安民”、“公平交易”，建立以乡绅、宗族为纽带的支持网络，而非激烈的斗争。发展阶段明确：初期隐蔽扎根，中期扩大影响，后期伺机出击。
他深知信息的重要性。计划建立独立于军统、中统的秘密交通站和电台网络，核心成员必须单线联系。同时，他并未完全切断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保持与美军观察组（如汤姆逊）的“非官方”技术性交流，以此获取宏观战局信息和可能的有限援助；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与活动在华南的共产党游击队（如东江纵队）建立某种“互不侵犯”或“有限度协作”的默契，前提是必须保持自身的绝对独立性和主导权。这是一步险棋，但他认为，在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情况下，存在操作空间。
楚云飞冷静地列出了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被日军重兵围剿、被重庆方面视为“叛军”清剿、内部出现叛徒、与地方势力或中共武装发生冲突、补给断绝等。针对每一条，他都设想了应对预案，包括化整为零、战略转移、断尾求生等极端措施。核心原则是：灵活、自主、保存实力。
时间在寂静中流逝，窗外的雨声不知何时已停，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楚云飞放下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看着眼前这份字迹工整、条理清晰的计划纲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一份的计划，是一旦泄露足以让他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计划。
他终于从那个被动应付、寄人篱下的困局中挣脱了出来，将命运的缰绳，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中。
他将计划书和地图小心翼翼地锁进一个特制的、带有夹层的皮箱里。这个计划，将是他未来行动的最高机密，目前只有他一人知晓。他需要等待，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等待那个实施计划的契机出现。同时，他要开始悄无声息地做前期准备，比如，通过绝密渠道，给晋西北的方立功发出第一道指令……
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书房。楚云飞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