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秋，我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辽北一个小县城的文化站工作。说是文化站，其实就是两间破平房，加一个荒废多年的露天戏台。站长姓王，是个满脸褶子的老光棍，见我第一面就递给我一支“大生产”，眯着眼说：“小李，咱这儿没啥活儿，就一件事——夜里别去戏台那边转悠。”
“为啥？”
“那地方邪性。”老王头划亮火柴，点燃香烟，深吸一口，“逢着雨夜，台上会传出唱戏声，唱的尽是些没人听过的老戏。更邪门的是，台下水洼里映出的不是戏台，是另一番景象。”
我那时年轻气盛，在部队当过侦察兵，哪信这些怪力乱神，只当是老乡们以讹传讹。直到那个雨夜。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文化站接到通知，说是省里要下来检查群众文化建设，领导让我去清点戏台后面的仓库，看看还有多少能用的戏服道具。忙到晚上八点多，天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只好留在站里过夜。
雨打窗棂，风吹得外面老杨树哗哗作响。我正就着咸菜啃冷馒头，忽然听见雨声中隐约传来锣鼓声。细听，竟是从那戏台方向飘来的。
我披上军大衣，拎起手电筒，锁门往戏台走去。戏台离文化站约莫五百米，建在一个荒坡上，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木头都糟了，只有青石基座还结实。越是走近，那锣鼓声、胡琴声就越清晰。唱的什么词听不真切，但调子悲悲切切，像哭丧。
我猫着腰，悄悄摸到戏台侧面的一棵老槐树后，探头望去。
戏台上竟亮着光，不是电灯，更像是油灯或蜡烛的光，摇曳不定。光影中，隐约可见几个身着戏服的身影在台上舞动，水袖翻飞，姿态曼妙。那唱腔凄婉苍凉，时高时低，虽听不清词，却能感到一股锥心的悲怆。
我汗毛倒竖，强自镇定，慢慢移动手电筒，照向台下。
长满荒草的观众席空无一人，只有几排破烂的长凳歪歪斜斜地立着。雨水汇成的小洼散布其间，映着天上惨白的月光。
我忽然想起老王头的话，鬼使神差地把手电光对准最近的一个水洼。
水洼里映出的不是戏台，而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宅院，院里人来人往，像是在办喜事。更诡异的是，我能看清那些人的穿着——分明是民国时期的打扮。
我猛抬头，戏台还是那个破败的戏台，光影缭绕中，那些戏子依然在唱。再低头看水洼，宅院清晰依旧，甚至能看见堂屋里的大红喜字。
我后背发凉，连滚爬爬地跑回文化站，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把昨夜所见告诉老王头。他听完长叹一声：“你看见的是‘阴戏’。”
“阴戏？”
“就是阴间人唱的戏。”老王头卷了支旱烟，缓缓道出这戏台的来历。
这戏台建于1937年，当时镇上最有名的戏班“德盛班”常在此演出。1943年冬，德盛班班主的女儿小翠红即将嫁给城里富商的儿子。出嫁前夜，小翠红坚持要在戏台上最后唱一出《牡丹亭》。那晚大雨倾盆，但全镇人都来了，台下座无虚席。
戏唱到一半，一队日本兵突然包围了戏台，说德盛班私通抗联，要全部抓走。班主抗争，被当场开枪打死。混乱中，不知谁打翻了油灯，戏台瞬间燃起大火。日本兵封锁了所有出口，台上三十八名戏班成员和台下近百观众，全部葬身火海。
“从那以后，每逢雨夜，戏台就会响起唱戏声。”老王头吐了个烟圈，“老辈人说，那些冤魂还在重复那晚的戏。水洼里映出的，是他们生前的记忆。”
我听得心惊，却仍半信半疑。之后几个月，每逢雨夜，我都能隐约听见戏声，但再不敢去查看。
转年春天，县里决定拆除老戏台，改建农贸市场。我负责清理工作。
拆台前夜，月光皎洁，我鬼使神差地搬了把椅子，坐在戏台前。不知过了多久，竟睡着了。
梦中，我见一个穿着戏服的女子在台上唱戏，唱腔悲切。她转过身，脸上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哀伤。
“明天戏台就要拆了，”她轻声说，“我们无处可去了。”
我惊醒，天已蒙蒙亮。拆迁队马上就要来了。
我忽然想起仓库里那些从火场残骸中抢救出来的戏服道具，上面还沾着焦黑的痕迹。一个念头闪过脑海——这些亡魂要的不是吓人，只是一个安身之所。
我飞奔回仓库，找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戏箱，又跑回戏台前，点燃三支烟插在地上，轻声说：“诸位若无处可去，可暂居此箱，我定寻一处清净之地供奉。”
风中似有叹息声。
拆迁队来了，轰隆隆的推土机很快将戏台夷为平地。我从废墟中捡了几块木料，回去后请人做了一个小戏台模型，连同那个戏箱一起供奉在文化站的储藏室里。
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再没人在雨夜听见唱戏声。
去年，文化站翻修，我在戏箱底部发现一本烧焦大半的戏本，封面上隐约可见“牡丹亭新编”字样。翻到最后一页，有一行娟秀的小字：“愿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永不落幕。”
我把这本残卷送到了县档案馆，附上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档案馆的同志说，这是关于德盛班唯一现世的实物证据。
如今我已退休，偶尔还会梦见那座戏台，台上灯火通明，台下座无虚席。我知道，有些记忆，即使肉身湮灭，灵魂也会执着地重复；有些故事，即使被时光掩埋，也终会在某个雨夜，悄然回响。
那夜水洼中的宅院喜宴，或许就是小翠红生前最后的欢乐时光。而她和她同伴的冤魂，在戏台上唱了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只为等人听见，等人记得。
人如是，鬼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