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织机带来的效率提升尚未完全显现，其潜藏的风险却在“锦绣坊”集中爆发了。那名曾在工场改造初期就险些受伤的年轻女工翠娘，在一次夜班赶工中，因极度疲惫，操作新式飞梭织机时反应稍慢，右手手掌被高速往复的飞梭狠狠击中，当场血肉模糊，指骨碎裂。
工场内顿时一片大乱。凄厉的惨叫、飞溅的鲜血、以及那台依旧冷漠高速运转的织机，构成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工头慌忙叫人抬着昏死过去的翠娘去寻医，而整个工场的女工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脸上写满了兔死狐悲的恐惧与愤怒。老赵嬷嬷看着地上那滩血迹，浑身发抖，喃喃道：“造孽啊……这就是那新织机……吃人的织机……”
钱有财闻讯赶来，看到现场和昏迷的翠娘，脸色也是变了变，但随即涌上心头的更多是烦躁。他吩咐账房：“拿五两银子，不，十两！给她家里送去，让她好好养伤。告诉她，这是东家仁厚，换了别家，谁管她死活！”在他看来，这已是天大的恩赐，工匠做工受伤，东家给予些许抚恤，不过是惯例，甚至是恩典。
然而，事情并未如钱有财所愿平息。翠娘家境贫寒，是家中主要劳力之一，重伤不仅意味着失去了收入，巨额的医药费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那十两银子，如同杯水车薪。翠娘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染坊杂工，在求助无门后，被老赵嬷嬷和其他几个义愤的织工怂恿着，一纸诉状，将“锦绣坊”东家钱有财告上了应天府衙。诉状不仅要求钱有财承担翠娘的全部医药费和后续生活费，更直指其“强令工匠操作险器，防护不力，致人重伤”，要求严惩。
一石再起千层浪！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意外，而是大明或许第一桩明确将“工伤”责任与“新式机器”、“东家义务”直接挂钩的诉讼案件。
消息传出，南京城再次哗然。支持织工的人们奔走相告，将此事视为对抗商人盘剥、争取工匠权益的标志性事件；而商贾阶层则普遍感到唇亡齿寒，认为此例一开，日后工场经营将成本大增，动辄得咎。
都察院李守俊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立刻上奏，这次将矛头同时指向了商人的“无良”和格物院“新器”的“隐患”：
“陛下！江宁织工翠娘之惨剧，闻者无不心惊！此皆因不良商贾，为逐暴利，罔顾工匠性命，强推未善之器；亦因格物院所出之新式织机，设计本就存有疏漏，防护不足，乃致祸之源！臣请陛下下旨，严惩涉事商贾，以儆效尤；并责令格物院，全面核查所有已流出之新式机具，消除隐患，方可再用！否则，此类惨案必将层出不穷，国无宁日！”
他的奏章，巧妙地将工匠的悲惨遭遇与对新技术、新商人的批判捆绑在一起，极具杀伤力。
议会内部，刚刚还在为《工场管理暂行条例》细节争吵的议员们，立刻被这起突发的诉讼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民政委员会的议员们意识到，这起案件恰好为推行包含工伤保障条款的条例提供了最鲜活、最紧迫的案例。他们紧急开会，讨论是否要以议会名义，向应天府衙递交意见书，阐明立场。
顾炎成等人则从中看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私下对同僚道：“此事绝非个案！新器之用，必伴风险。若无明确之法度界定东主与工匠之权责，规定伤害抚恤之标准，则今日有翠娘，明日便有张娘、李娘！非但织机，那蒸汽机车、日后其他新式机器，若出事故，又当如何？此乃立法之急务！”
压力也再次传导到格物院。王贞仪心情沉重，她亲自去探视了翠娘，看着那缠满绷带、可能终身残疾的手，久久无言。回到格物院，她立刻召集相关学士，一方面再次审视新织机的设计，加速安全防护挡板和紧急制动装置的最终定型与推广方案；另一方面，她开始系统整理各国（主要依据林川提供的有限信息）关于工场安全与劳工保障的零星记载与思想，准备为议会立法提供技术支持与学理参考。
钱有财则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愤怒之中。他觉得自己冤枉透顶：“我花了那么多钱改造工场，还不是为了大家多挣钱？她自己不小心，倒要来告我？还要我养她一辈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一边忙着打点官府，聘请讼师，一边通过商会向议会施压，声称若此案工匠胜诉，将沉重打击商人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
应天府衙的主审官感到左右为难。此案并无明确律法条文可循，按旧例，东家给予些许抚恤便算仁至义尽。但如今舆论汹汹，议会关注，都察院盯着，一方是惨遭重创的贫苦织工，一方是颇有财势的工场东主，如何判决，关乎风向。
就在这纷乱之中，翠娘躺在病榻上，时而因剧痛而呻吟，时而因对未来的绝望而默默流泪。她那只可能残疾的手，仿佛一个沉重的问号，叩问着这个正在经历科技阵痛的时代：进步的成本，究竟应由谁来承担？
林川在别院，静静关注着事态发展。他在那份不断丰富的规划草案上，在“工场管理条例”旁，用力写下了“工伤认定标准与抚恤基金”几个字。他知道，翠娘的鲜血，或许将为大明的劳动者，淌出一条通往基本保障的血路。这代价惨重，却可能是科技文明走向成熟所必须支付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