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道之讼的余波尚未平息，一场关乎性命与认知的冲突，在南京城杏林界与市井街巷间骤然引爆。这一次，争议的焦点并非田产赋税，而是医道本身——新旧医理与治疗规范的碰撞。
事起于一场时疫。去岁冬寒，今春回暖迟缓，南京城内忽起“喉痹之症”（疑似猩红热或白喉），患者咽喉肿痛、发热、甚者周身发疹，传染迅猛，孩童尤易罹患，已致数十人殒命。
太医院依古法，判定为“瘟毒内蕴，肺胃热盛”，主张以清热解毒、宣肺利咽之方剂应对，并严令隔离患者，焚熏药草以避秽气。此法沿用百年，虽有效验，然面对此次凶猛时疫，似乎力有未逮，病患依旧不断增加，民心惶惶。
于此焦灼之际，格物院医学院在李仲景主持下（经历输血风波后，其研究更为谨慎），联合几位潜心研究病理的医师，通过改良的显微镜观察了患病孩童喉部分泌物，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前所未见的“微小活物”（细菌）。他们基于此观察，结合疫病传染特性，大胆提出此症或由“微虫”经口鼻传入所致，并尝试推行一套新的防治方法：建议患者佩戴口罩（以细密棉布制成），所用餐具衣物需以沸水煮烫，病患居所注重通风，并以石灰水洒扫。同时，他们根据大量病例记录和初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某些含有特定成分（如黄连、黄芩等，其提取液在实验中显示出抑制“微虫”生长的迹象）的方剂，结合精心护理，效果似乎优于传统方剂。
此论此策一出，立刻在南京医界掀起了滔天巨浪。
以太医院院使为首的守旧派医官勃然大怒。
“荒谬！无稽之谈！”院使在太医院内当着众多太医的面，将一份格物院散发的《喉痹症防护建议》摔在地上，“疾病之生，源于阴阳失调，戾气侵体，乃气化之变！何来‘微虫’之说？此等虚妄之言，实乃魔道！那口罩、沸煮，更是无稽之谈，徒乱人心！格物院妄涉医道，以镜窥秽，已入邪途！”
他们的反对，源于根深蒂固的医学理论体系（阴阳五行、六淫七情）被颠覆的恐惧，以及权威受到挑战的愤怒。许多秉承家传师授、对《内经》《伤寒》奉若圭臬的老医师，亦对“微虫说”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离经叛道，玷污医道清名。
冲突很快从理论争执蔓延至实际救治。城中一富户幼子染病，病情危重。家人同时延请了太医院的一位太医和格物院医学院的一位年轻医师。太医诊脉后，开出清瘟解毒重剂。年轻医师则坚持要求先将患儿隔离，所有接触者佩戴口罩，并对患儿居所和用品进行沸煮消毒，再行用药。双方在病榻前争执不下，富户家人不知所措。
最终，富户选择了相信太医的权威。然而，患儿服药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因家中仆役往来，将疫病传染给了其幼妹。不久，幼子夭折，幼妹亦病重垂危。富户悲愤交加，一纸诉状将格物院医学院告上应天府衙，指控其“妖言惑众，延误诊治，致人死命”！
此案顿时成为南京城关注的焦点。
都察院李守俊等人岂会放过此等良机。他们迅速将此事与之前的“血脉疑云”联系起来，在朝会上猛烈抨击。
“陛下！格物院屡涉生死之事，前有输血害命，今又妄言微虫，延误救治，致人夭亡！此非格物，实乃戕生！”李守俊言辞激烈，直指核心，“医道关乎性命，岂容此等未经千年验证之邪说泛滥？若任其妄为，则天下病患将尽成其试验之物，国之民命，危矣！臣请陛下严惩格物院涉医之人，重申太医院为医道正统，禁绝此类邪说流传！”
他们的攻击，将一场医学争议迅速上升到了“妖言惑众”、“戕害民命”的政治高度，意图一举将格物院的医学研究彻底扼杀。
议会内部，支持格物院的议员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毕竟，有孩童夭折的事实摆在眼前，舆论对格物院极为不利。
面对汹涌的指责和诉讼，王贞仪和李仲景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夭折的幼童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但他们基于观察和统计的信心并未完全崩溃。李仲景在病患记录中发现，严格遵循了新防护建议的少数家庭，其成员染病和重症比例确实显着低于平均水平。
林川深知，此案关乎的不仅是格物院的声誉，更是未来医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能否基于实证得以发展的路径。他再次展现出冷静的判断和长远的布局。
他首先要求应天府衙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并允许太医院和格物院双方各自陈述理据，邀请南京城内有声望的医者、士绅乃至《大明公报》记者旁听。将争议置于阳光之下。
其次，他请徐承烈调派军中医官，协助格物院医学院，在疫情最严重的城南区域，选取几条街巷，进行严格的“对照”试点。一条街巷完全采用太医院传统方法，另一条则强制推行格物院的防护措施并辅以其建议方剂，详细记录发病、转归、死亡等数据。
同时，他授意顾炎成等人，在《大明公报》上不仅报道诉讼本身，更开辟专栏，邀请支持改革的医者撰文，介绍显微镜下的发现，阐述“微虫说”的推理过程，以及“隔离”、“消毒”等概念在《黄帝内经》等古籍中其实亦有类似思想萌芽（如“避其毒气”），试图在传统理论框架内为新说寻找支点，减少直接的文化冲击。
公开审理上，双方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格物院拿出的显微镜图谱和初步统计数据，在太医院看来是“奇技淫巧”和“数字游戏”；太医院引用的古典医经，在格物院看来则缺乏实证。
就在审理僵持不下时，城南试点区的初步数据开始汇总。虽然时间尚短，难以得出最终结论，但强制推行新防护措施的那几条街巷，新增病例数出现了明显下降，尤其是重症和死亡病例。而完全采用传统方法的街巷，疫情依旧蔓延。
这些初步数据，虽不足以完全证明“微虫说”的正确性，却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新防护措施的有效性！
数据公布后，舆论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一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市民，开始偷偷模仿那些防护措施。就连太医院内部，一些年轻医官也开始私下讨论那些数据和显微镜下的发现。
最终，应天府衙的判决极为谨慎：认定格物院医学院在此次富户救治中，虽有理论争议，但其建议的防护措施本身并未被证实有害，且其与患儿夭折无直接因果关系，故不予定罪。但同时，也申明太医院在疫病防治中的主导地位，要求格物院涉医研究需更为审慎，不得干扰正常诊疗秩序。
这个判决，双方都未完全满意，但格物院及其代表的实证医学思想，总算在狂风暴雨中勉强站稳了脚跟。那用数据和事实垒起的微小阵地，虽不坚固，却为未来医学的革新，守住了一线生机。新制度的生命力，在挑战最关乎人命的传统认知壁垒时，再次彰显了事实与证据那沉默而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