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留下的《纪效新书》和地理抄本，成了林川及其核心小队夜间学习的教材。没有教室，破庙后的山坳就是他们的讲堂；没有笔墨，树枝和沙盘就是书写工具。林川并非直接灌输现代军事理论，而是引导队员们理解戚继光思想的核心——“兵贵精不贵多”、“节制之师”以及“因地制宜”。
“戚爷爷说，‘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咱们选人，首要的是什么？”林川问围坐的石头、赵铁柱等人。
“是老实肯干，有家室牵绊的最好！”石头抢答，他渐渐明白了“可靠”比“勇猛”更重要。
“没错。”林川点头，又指着地理抄本上关于黄土塬、沟壑地形的描述，“若真有贼人来，咱们这地方，是大路好守，还是小路好守？”
“当然是小路！”猎户出身的孙小眼最有发言权，“沟沟坎坎多，容易设埋伏，大队人马展不开。”
“所以，咱们巡逻、预警的重点，不是大路，而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道、隘口。”林川在地面上画出简易地图，将理论知识与脚下这片土地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实际的学习，让队员们兴趣盎然。他们开始自发地勘察周围地形，标记可能的水源、藏身点和伏击点。林川将戚继光的“鸳鸯阵”简化，变成三五人一组的小队配合战术，利用农具（如锄头、草叉）和少量改良火铳进行演练。一切都在“农闲练兵”、“自我保护”的名义下低调进行。
与此同时，红薯的推广在耐心和策略下见到了转机。 王家村的王老栓，虽然嘴上强硬，但看着林川留下的几株薯秧在院角长得郁郁葱葱，心里也犯了嘀咕。春荒时节，家里存粮见底，孙子饿得直哭。他老伴偷偷挖了一颗拳头大的红薯烤了，那香甜的味道让孩子止住了哭声。王老栓尝了一口，沉默了很久。
第二天，他主动找到正在附近指导流民间作套种技术的林川，态度依旧生硬，但话软了些：“后生，你那玩意儿……产量真像你说的那么邪乎？”
林川知道机会来了，他没有夸大，而是诚恳地说：“王爷爷，亩产二十石不敢保，但用心伺候，胜过谷麦数倍是肯定的。您是老把式，不如划出半亩薄田试试，种子我出，收成归您，若是不成，我赔您半亩谷种。”
这番实在话打动了王老栓。他终于在村边一块贫瘠的坡地上种下了红薯。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许多观望的农户也开始悄悄模仿。林川趁势组织流民中的种植能手，成立了简单的“农技互助会”，交流经验，红薯的种植技术在实践中不断改良、本土化。
然而，资源的有限始终是悬在头顶的利剑。 流民数量增加，开垦的土地和收获的粮食依然紧张。一次，负责管理粮储的丫丫发现，仓库里的薯干少了一小袋。经过查问，是一个新来的流民妇人，为了给生病的孩子熬粥，偷偷拿的。
如何处理？按刚立的规矩，偷盗应驱逐。但妇人哭诉孩子病重，情有可原。流民中出现了分歧，有人同情，有人认为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林川没有独断，他召集了周文远、几位长者以及石头等核心成员共同商议。最终，决定网开一面，但要求妇人以日后加倍劳作偿还，并由“互助会”出面请懂些草药的流民为其孩子治病。同时，林川再次强调了规矩的严肃性，宣布下不为例。
这件事，让众人看到了规矩之外的“人情”，也体会到“公议”的力量。林川在其中的平衡与决断，让他的领导力超越了单纯的“能人”层面，多了几分令人信服的公正与温度。
夜深人静时，林川常与父亲周文远交谈。 周文远看着儿子日渐沉稳的面容，既欣慰又担忧：“虎子，你做的这些事，爹看不懂，但觉得是好事。只是，树大招风，爹怕你……”
“爹，我明白。”林川望着星空，“以前只想咱俩活命。可现在，看到石头、丫丫他们，看到王老栓那样的乡亲，就觉得，一个人活下来不算活，让更多的人有条活路，这世道或许才能有点盼头。”这番话，标志着他内心“小我”到“大我”的觉醒已趋完成。
张溥再次传来消息，府衙那边的暗流暂时被李县令顶住，但清军斥候的活动愈发频繁，甚至与外围的乡勇发生过一次短暂接触，虽未造成伤亡，但警报已经拉响。
林川知道，磨刀的阶段即将结束，真正的考验，或许很快就要到来。他必须让脚下的根基，更加牢固。
（第十一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