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宦海浮沉：游宦四方与艺名渐起
米芾的仕途轨迹，若绘制于地图之上，便是一条蜿蜒于帝国南方的漫长曲线。他如同一个被放逐的王子，只是他自愿放逐于官场的边缘，而将全部心神交付给了山川、古迹与艺术。他从帝都汴京出发，南下广州，西进长沙，东临杭州，北抵润州……所任之职，如广州南海县主簿、临桂县尉、杭州观察推官、淮南路幕府、润州州学教授等，无一不是品阶不高、职权有限的佐贰之官。史书对其政绩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仿佛他在任上未曾处理过任何一件值得载入史册的政务。
然而，这种在传统士大夫看来“碌碌无为”的状态，于米芾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的自由。官场的琐碎公务，不过是他换取俸禄、支撑其艺术癖好的必要手段。真正的生命，在退堂之后，在公务之余，在那些他策马、乘舟，奔走于名山胜水之间寻访艺术踪迹的旅途上。
岭南奇遇：药洲石癫
首任广州南海县主簿，将他带到了帝国最南端的滨海之地。岭南风物，与中原大异。这里商船云集，奇珍辐辏，来自南海、大食（阿拉伯）的象牙、犀角、珍珠、香料，闪烁着异域的光泽。这些固然新奇，却未能撼动米芾心中那块为中原艺术保留的圣地。他的目光，越过市舶司里堆积的海外奇珍，投向了更为永恒的所在。
便在此时，他在药洲（今广州教育路一带）发现了一块奇石。此石并非海外而来，而是天地造化所钟，形态嶙峋奇崛，孔窍通透，仿佛吸纳了千年云烟。米芾一见，便如遭雷击，怔在当场。在他眼中，这并非一块顽石，而是一座缩小的五岳，一片凝固的云海，一位沉默的太古先知。
他如获至宝，几乎日日流连于石畔。他为其题写“药洲”二字，笔力沉雄，仿佛欲将自身的精神镌刻入石。他不仅观摩，更与石对话。同僚们常见这位米主簿对着石头或喃喃自语，或拱手施礼，神情庄重，如同面见至尊。在众人窃窃私语与异样的目光中，“米颠”之名，第一次与“石痴”紧密相连。这看似荒唐的行为背后，是他对“丑拙”、“古朴”美学境界的极致追求，石头无言的自然形态，在他心中，胜过一切人工的雕琢。
湘楚淬炼：碑帖筑基
离开岭南，调任长沙掾。楚地山水，雄浑苍茫，岳麓山巍然屹立，湘江水浩浩北去。这壮丽的景色，正与米芾血脉中那份或许源自远古楚先民的激情暗自契合。他遍访古迹，尤其醉心于当地寺庙中所藏的唐代碑刻。
在麓山寺，他找到了欧阳询所书的《道因法师碑》。欧体险劲，法度森严，如武库矛戟，凛然不可犯。米芾铺纸于碑前，一笔一画，悉心临摹，感受那在极端规矩中寻求动态平衡的张力。而后，他又在李邕的《岳麓寺碑》前驻足良久。李北海行楷，欹侧取势，笔力雄健，如象驰虎踞，气势磅礴。这与他早年所学之褚遂良的婉媚大不相同，注入其笔端的，是一股来自盛唐的雄强之气。
这段时期，是他书艺淬火升华的关键。他将欧之险绝、李之雄浑，与自己原有的潇洒融为一炉，腕底功力日益深厚。也正是在湘楚大地上，他收集奇石的癖好愈演愈烈。衙署的庭院里，渐渐堆满了从各地搜罗来的怪石，他依其形貌，一一品题，赋予它们“云岫”、“苍霞”、“丈人”等雅号。公务文书或许堆积案头，但审视、拂拭这些石头，却是他每日绝不间断的“正经事”。
江南雅集：文坛争锋
及至任职杭州观察推官，米芾已步入中年，艺名渐起。江南的灵秀山水，温润气候，以及自东晋以来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为他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滋养。更重要的是，这里汇聚了当时天下最顶尖的文人才士。
他成为了以苏轼为核心的文人圈中的重要一员。苏轼，这位长他十四岁的文坛领袖，对其才华极为赏识，乃至包容其一切狂诞。他们的交往，是北宋文坛最为人称道的佳话之一。
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西园换帖”的轶事。某次雅集，苏轼展示了一幅珍藏的王羲之书帖残本，精妙绝伦，满座惊叹。米芾看得目眩神迷，爱不释手。他忽然起身，对苏轼道：“苏学士若肯割爱，米芾愿以此卷相易。”说罢，竟从袖中取出一卷自己带来的素纸（一说为自家所临摹的精品），目光灼灼，神情既天真又狡黠。
众宾客皆愕然。以无名素纸换书圣真迹，岂非痴人说梦？然而苏轼捋髯大笑，他深知米芾之“痴”，更懂其临摹已臻化境，其“狡狯”之中，是对艺术极致的虔诚。或许是被那份毫无掩饰的渴望打动，苏轼竟欣然应允。米芾喜极欲狂，如孩童般捧着法帖，雀跃不已。此事传开，有人笑苏轼太过厚道，有人嘲米芾不知分寸，但在真正的知音看来，这正是一场超越了世俗价值的、纯粹的艺术之交。
在杭州，他与黄庭坚论诗，与秦观赏画，与米芾唱和。在这些交往中，米芾的狂放并未收敛，反而因有了欣赏他的观众而愈发张扬。他时常语出惊人，品评书画，口无遮拦，即便面对前辈大家，也直抒己见，不假辞色。他的才华与他的癫名，如同双翼，载着他在江南的文坛上空，划出一道独特而耀眼的轨迹。
官场异类：格格不入
然而，当他把这套艺术家的做派带入官场，便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惊世骇俗。他不懂，也不屑于去懂那些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与迎来送往。处理政务，他全凭个人好恶与一时兴之所至。
《宋史》中寥寥数语的评价，“所为诡异，时有可传笑者”，背后不知隐藏了多少让上司头痛、同僚侧目的故事。他或许因一方好砚而轻判案犯，也可能因厌恶某人俗气而对其正当诉求置之不理。他视官署为临时的书斋与画室，将收集来的奇石公然陈列于公堂之侧。上司视察，他可能兴致勃勃地拉着对方赏玩新得的碑帖，而对亟待处理的公文避而不谈。
在同僚眼中，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一个不可理喻的“狂人”。他的种种行径，成为官场茶余饭后的笑谈。这种与官僚体系的根本性冲突，注定了他仕途的坎坷。升迁的机会，一次次与他擦肩而过。举荐的名单上，永远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他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形的循环里，在各个地方的佐贰官职上打转，始终无法进入权力的核心地带。
但米芾在乎吗？从他的诗文书信来看，他并非完全没有牢骚。然而，当他沉浸于新得的一幅古帖，或是于山水间发现一块奇石时，那些仕途的失意便如浮云般消散了。他的世界，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与权力中心。那个中心，不在汴京的朝堂，而在他笔尖的毫末，在他庭前的石畔，在他与苏、黄等挚友纵论艺术的片刻逍遥之中。
他的宦海浮沉，于他而言，不过是一场漫长的、免费的“艺术采风”之旅。官船载着他，也载着他的笔墨纸砚与一颗永不疲倦的痴心，一路行走，一路收藏，一路创造。他的政绩湮没无闻，但他留下的艺术足迹与不朽名作，却比任何一位同期的高官显宦，都更深地刻进了历史的文化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