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赵建国就辞了职，再也没来过振亚丝织厂，有人说，他回去后就病了，躺在床上半个多月，嘴里一直念叨着“冤枉”。
这件事在厂里传开后，大家都更加害怕了，上夜班的女工，都尽量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去厕所，也不敢靠近北墙的窗户。
车间主任怕影响工人的工作状态，特意在北墙的窗户上钉了木板，挡住了外面的视线，还在车间里装了更多的灯，夜里把车间照得亮堂堂的。可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能听到墙外的声音，只是比以前模糊了一些。
1972年冬天，苏州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积雪没过了膝盖，厂区里的道路被积雪覆盖，行走十分困难。
一天夜里，张桂英上夜班，凌晨五点多，她实在困得不行，就走到车间门口的走廊上，想透透气。刚走到走廊，就听到隔壁监狱传来一阵剧烈的争吵声，还有枪声。
她心里一惊，赶紧躲到走廊的柱子后面，透过柱子的缝隙往外看。只见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几个穿着警服的人，抬着一个盖着白布的担架，从里面走出来，担架上似乎还在流血，滴在雪地上，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紧接着，又有几个犯人被警察押着，走出监狱大门，往远处走去，其中一个犯人，回头看了一眼振亚丝织厂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第二天，张桂英从同事那里听说，昨天夜里，监狱里有犯人越狱，被警察发现后，双方发生了枪战，越狱的犯人被打死了，还有几个参与越狱的犯人，被押往别的监狱。张桂英明白了她昨晚听到的争吵声和枪声，应该就是越狱时发生的事情。
可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她明明看到担架上的人已经死了，可当天夜里，她上夜班时，又听到了墙外传来的哭声，那哭声，和以前听到的不一样，带着强烈的不甘和愤怒。
从那以后，振亚厂的传说变得更加诡异，有人说，那个被打死的越狱犯人，怨气不散，夜里会在矮墙那边徘徊，寻找替身。也有人说，监狱里的冤魂越来越多，夜里会出来游荡，振亚厂的车间，成了它们暂时停留的地方。
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多人申请调走，或者辞职，到了1980年，缫丝车间的工人，已经从原来的50多人，减少到了20多人。
1985年，张桂英被调到了织绸车间，织绸车间在厂区南侧，离监狱较远，她再也没听到过墙外的哭声，也没再见过奇怪的身影。可她还是会经常想起在缫丝车间的日子，想起那些夜里的哭声，想起那个白色的身影，想起赵建国被吓到辞职的样子。
1993年，张桂英退休，离开振亚丝织厂的那天，她特意走到北墙的位置，当时的木板已经被拆掉，窗户也已经腐朽，她看着监狱的高墙，心里五味杂陈。
张桂芳不知道那些传说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些哭声和身影，到底是什么，可她知道，那些经历，是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
听着张桂英奶奶的讲述，断断续续，却细节清晰，她还拿出了当年在厂里工作时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张桂英穿着蓝色工装，站在缫丝机前，身后是高大的窗户，窗外隐约能看到监狱的高墙。
除了张桂英奶奶，我还采访了其他老工人，他们的讲述，大多和张桂英奶奶类似，都提到了“墙外的哭声”，只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细微的差别。
比如78岁的李大爷，他当年是振亚厂的仓库管理员，1970年的一个夜里，他去仓库取原料，路过北墙时，看到矮墙那边有一个黑影，正趴在墙上，像是在往厂里看。他赶紧躲起来，等黑影离开后，他走到矮墙边，发现墙上有几个深深的抓痕，像是有人用手抓过一样，抓痕上还残留着一些黑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还有75岁的王阿姨，她当年是厂里的食堂服务员，1968年的一个早上，她去食堂准备早餐，路过北墙的矮墙时，发现地上有一滩水，水迹的形状很奇怪，像是一个人的脚印，可脚印比正常人的要大很多，而且只有一个脚印，像是有人从墙上跳下来，只留下了一个痕迹。
这些老工人的讲述，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却都带着真实的情感，他们的恐惧、不安，都透过话语传递出来。我知道，这些传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振亚丝织厂与监狱的毗邻关系，加上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人们的认知水平，以及工厂夜班的压抑氛围，形成的心理投射。工厂的机器声、风声、雨声，与人们对监狱的恐惧想象交织，就形成了所谓的“哭声”“黑影”“白影”。
可对那些曾在振亚厂工作过的老工人来说，这些传说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那些夜里的哭声，那些奇怪的身影，已经深深扎根在他们的记忆里，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也成为了苏州民间文化的一部分。
如今，振亚丝织厂早已消失，监狱也已搬迁，曾经的工业与囚牢并存的格局，被现代化的商业住宅和文创园区取代。走在仓街的新路上，看着路边的高楼大厦，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机器轰鸣和压抑氛围，也很难想象那些流传在老工人之间的诡异传说。
我后来还曾多次到仓街，试图寻找振亚丝织厂的痕迹，可除了老人们的讲述，什么也没找到。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在曾经的厂区旧址上，似乎听到隐约的“嗡嗡”声，像是当年缫丝机的声音，又像是风穿过窗户的声音，让我忍不住想起那些关于“墙外的哭声”的传说。
或许，这些传说永远不会有答案，也不需要有答案。他们见证的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