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抱起来，放在地上，用手探了探他的鼻子，没气了……
那时候我才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跑，可又怕把他丢在那里，很快被人发现，会查到我身上。
于是我就背起他的尸体，往大堤旁边的农田里跑，跑了大概一两里路，看见了一个涵洞，特别隐蔽，里面黑漆漆的，我就把他的尸体塞了进去.......”
许长生一边记录，一边追问：“你把张磊的尸体藏好后，为什么还要写那些纸条？”
裴直运苦笑一声，眼神里满是悔恨：“我当时慌得不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自己撇清。
我想，如果警察发现张磊的尸体，肯定会查他最后接触的人，虽然当时现场只有我和张磊两个人，但我也不确定这前面有没有人注意到我跟他在一起。
如果查到我，我就完了。
于是我就想制造一个‘绑架’的假象，让警察以为是团伙作案，把注意力引到别人身上。
所以，我跑了一会又折返了回去，取下了他的一只鞋，把它用来作为绑匪给家属人质证物的道具。”
“接着，我从家里找了各种纸，有作业本纸，有文件稿纸，还有报纸，故意用不同的字迹写了 18 张纸条。
为了不被警察蹲守，我还特意用了‘逆向丢条法’—— 先去那些偏僻的地方，丢警方最后才会发现的纸条，再回头丢前面的，当然放在鞋子里的和面馆旁边的那两张除外，那是第二天一大早找机会丢在家属院那的。”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先是在案发地附近丢了 2 张纸条，然后又坐公交车去了崂山区、李沧区、胶州市.......在那些地方也丢了纸条，还故意在纸条里用‘我们’自称，就是想让警察以为是团伙作案，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我甚至还打了几个匿名电话给张长庚，让他按照纸条上的指令去做，把警方的注意力彻底引到‘找赎金’‘抓团伙’上。
其实我后来根本没想过真的要去拿赎金 ，因为那时候张磊已经死了，拿赎金我不敢了，怕会暴露自己。”
许长生皱了皱眉：“你是怎么知道张磊家的情况，知道他父亲叫张长庚的？”
“是跟他玩游戏的时候问的。” 裴直运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我跟他玩的时候，故意问他‘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你家住在哪个小区呀？’他年纪小，没防备，就都告诉我了。
我偷偷记住了他说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后来打电话给张长庚的时候，报出了他家的地址，就是为了让他相信我真的绑架了他儿子。”
裴直运以为他很聪明，成功地用计策迷惑了警方。
可是许长生心里还是在感叹他自作聪明——其实裴直运当时只要离开案发现场，什么都不做反而更安全，因为留下罪证的恰恰是那些他用来迷惑警方的纸条！
裴直运还在滔滔不绝，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自己手上的那条疤痕，像是在看一件陌生的东西：“从 1989 年到现在，三十年了，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
离婚是因为前妻总说我心里有事，对她冷冰冰的；
后来又结婚，可还是不敢跟现任妻子说这件事，天天活在恐惧里；
我开始赌博、喝酒，想用这些方式麻痹自己；
可一到晚上，闭上眼睛就会梦见张磊，梦见他咬我的那一口，梦见他躺在涵洞里的样子。”
“我于是拼命工作，在学校里当讲师，搞文学研究，发表了好几篇论文，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经人’，想把那些罪恶都埋在心底。
我不敢跟同事深交，不敢参加太多社交活动，生怕哪句话说错了，暴露了自己。
可这些都没用，该来的还是会来，三十年的伪装，还是被一张纸条、一个‘阅’字、一条疤痕彻底戳破了。”
他抬起头，看着许长生，眼神里充满了绝望：“警官，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张磊，对不起他的父母，我也对不起我自己的家人。
这些年，我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现在终于坦白了，心里反而轻松了一些。
该怎么判，我都认，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许长生放下笔，看着眼前这个颓丧的男人，心里没有丝毫同情，只有对张磊的惋惜和对罪恶的愤怒：“裴直运，你现在说对不起，太晚了。
张磊才七岁，本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却因为你的贪念和残忍，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寒冷的傍晚。
他的父母等了三十年，才等到真相大白的这一天，你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接受法律的严惩。”
裴直运低下头，再也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流泪。
审讯室里再次陷入寂静，只有他压抑的哭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像是在为三十年前那个无辜的孩子，奏响迟来的忏悔曲。
而许长生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心里清楚，这起跨越三十年的悬案，终于画上了句号，可那个七岁孩子的生命，却永远无法重来。
最后，许长生问裴直运几年后的1993年又为何写敲诈恐吓信给学校的华副校长，裴直运回答还是因为钱。
说那时候他父亲重病住院急需要钱，他拿不出来，看到这个华副校长大腹便便，衣着光鲜，估计有不少灰色收入，所以就想敲他一笔试试。
但没想到他一毛不拔，报告给了保卫科，自己只好作罢。
至于绑架勒索，自从那次张磊的事后，打死他也不敢干了。
（本故事完）
注：本案原型是发生在1998年湖北江汉油田的 1.30 儿童绑架杀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