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医院方面尽力沟通，也出示了院内讨论认定无过错的结论，但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李大叔家属，尤其是他的儿子李文强，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认为这只是医院的“一面之词”和“包庇自己人”。“下午还好好的”这个印象根深蒂固，他坚信是值班医生陆宇的疏忽或错误治疗导致了父亲的猝死。
在多次与医院协商无果后，李文强及其家属一纸诉状，将林江县人民医院告上了法庭，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追究当事医生陆宇的责任。陆宇，作为该病例的经管医师，被列为案件的重要关联人。
收到法院传票的那一刻，陆宇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法律文书真正摆在面前，看着自己和医院的名字并列在被告席位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和屈辱感涌上心头。他成了一个“被告”，尽管是代表职务行为，但这依然是他人生中从未想象过的境地。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他看着诉状上这个冰冷的案由，心情复杂。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医学问题和同事间的讨论，而是庄严的法律程序和对方律师可能的尖锐质询。
医院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启动了应诉程序。医务科牵头，聘请了专业的处理医疗纠纷的律师，并组织相关人员，包括陆宇、当晚值班护士、科室主任王医生等，多次开会，梳理案情，准备应诉材料。
证据准备是繁琐而细致的。律师要求提供患者李大叔的完整病历原件（包括入院记录、病程记录、抢救记录、医嘱单、护理记录、各种检查报告单等）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确保其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陆宇需要一遍遍核对时间线，确保自己的书面陈述与病历记录、护士记录完全吻合，不能有任何矛盾之处。
接下来是证据交换和庭前会议。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律师交换了证据副本。原告方（患者家属）也提交了他们的证据，主要是家属的陈述，以及他们认为的“疑点”——比如为什么入院时情况尚可，夜间就突然恶化。
法院委托了市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这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鉴定专家组将由来自不同医院的心内科、法医等专家组成，他们将站在中立、专业的立场上，对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全面评估，核心在于判断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等待鉴定的日子漫长而煎熬。陆宇努力维持着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这件事像一块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在与病人沟通时，尤其是病情交代时，他会不自觉地更加详细，甚至反复强调风险，显得有些啰嗦，这是他潜意识里自我保护机制的体现。同事们都能理解，也给予他更多的支持。
司法鉴定听证会终于到来。那是一个气氛严肃的场合。陆宇作为经治医师，必须到场接受专家组的询问。他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深吸一口气，走进了会议室。
专家组的问题专业而直接，甚至有些犀利：
“陆医生，请阐述你收治患者时的诊断依据和鉴别诊断思路。”
“为什么选择使用硝酸甘油？剂量依据是什么？”
“发现患者病情变化时，你的第一判断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抢救过程中，除颤能量的选择是基于什么考虑？”
“你是否认为，在患者入院时，你对病情的凶险程度以及对家属的告知是充分且到位的？”
陆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依据病历记录和专业知识，一一作答。他尽量使用客观、准确的语言，不回避问题，也不进行主观臆测。他清晰地阐述了“不稳定型心绞痛”的疾病特点和高风险性，解释了每一步治疗和抢救措施的医学依据。当被问及沟通问题时，他坦诚承认，或许在让家属直观理解风险致命性方面，可以做得更透彻。
整个询问过程，感觉像是一场漫长而严格的专业考试，考察的不仅是他当时的处置，更是他作为医生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思维。
听证会结束后，又是漫长的等待。法院需要依据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意见书》来作为裁判的关键证据。
最终，《鉴定意见书》下达了。结论与医院内部的讨论结果基本一致：林江县人民医院对患者李大叔的诊疗行为符合心血管内科诊疗常规，不存在医疗过错。患者死亡系其自身疾病（不稳定型心绞痛恶化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心室颤动）发展的严重后果，与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尽管鉴定结论支持了医院和陆宇，但法院在审理中也考虑到，医院在人文关怀和沟通技巧上确有提升空间，且患者死亡是不幸的事实，从化解矛盾、抚慰家属的角度出发，最终在法官主持下，医院经过内部决策，同意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家属一小部分金额，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赔偿。
案件了结。
没有欢呼，没有庆祝。当一切尘埃落定，陆宇感受到的是一种劫后余生般的疲惫，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法律还了他和医院清白，但他知道，那位失去父亲的儿子，心中的疙瘩或许永远无法解开。
这次对簿公堂的经历，如同一次狂风暴雨的洗礼。它让陆宇深刻认识到，现代医生不仅要懂医学，还要有法律意识，要更加注重病历书写的规范性，要掌握与不同背景家属有效沟通的艺术，要学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专业和冷静。
他走出法院大楼，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他回头看了看那庄严肃穆的建筑，心中百感交集。这场风暴将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模糊的、想当然的部分击得粉碎，重塑了他对医生责任边界的认知。
他回到医院，再次穿上白大褂。这身白衣，此刻在他心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也更加清晰。他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有无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但经过这次法律的锤炼，他内心某种脆弱的东西被打磨得更加坚韧。他将继续前行，作为一名更加谨慎、更加懂得沟通、也更能承受压力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