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很多人去茶馆听段评书，觉得说书人妙语连珠、掌控全场，很有气场。有人一想，古代说书人肯定也能靠口才混出个样子，甚至靠这门手艺成家立业、衣食无忧。可真实的历史，比小说冷酷多了。古代的说书人、杂剧演员、乐工，说白了，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不是“凭才华吃饭”的浪漫，而是“拿命讨生活”的辛酸。
说书这门手艺，自宋代以后在城市里渐渐流行，到明清时期最常见。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的大茶馆、酒楼、街市边，都能看到说书人支个桌子、敲着醒木开讲。可别以为这是一门能发家致富的行当。
清代《都门杂记》记载，北京城一个普通茶馆说书人，一天说三场，收工钱不过几十文钱，刨去饭钱、住宿费，基本攒不下几个钱。真有靠说书发财的吗？很难。除非你能成为御前说书人，那是给皇帝解闷的角色，不仅少之又少，还全靠宫里的太监赏脸。
苏州有个说书人，叫吴七，说书三十年，最辉煌的时候也不过月入一两银子，日常喝粥都得掺糠。这就是所谓的“靠说书发家”？别说发家了，不饿死就不错了。
杂剧演员，舞台上光鲜亮丽，生活里却比叫花子还惨。元代是杂剧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演员大部分出身“贱籍”。什么叫贱籍？就是世世代代当演员，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不能和良人通婚。就算你唱得再好，也改变不了社会对你的鄙视。
元杂剧名家关汉卿、白朴等人写的剧本火遍大江南北，可他们的同行呢？多数挣扎在温饱线下。戏班子里，一个龙套演员每天挣几个铜钱，还不够吃顿饱饭。到了明清，情况也没好到哪去。明代南京有个名伶王四，一生跑江湖，老了后双目失明，沿街乞讨，死时连块棺材板都是同行凑的。
乐工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别以为能进宫廷就光宗耀祖了，其实宫廷乐工不过是奴仆。自汉以来，乐工往往编入“乐籍”，世代为奴，无法翻身。宋代、元代时，更加严格。乐工世世代代只能干这行，想逃脱等于叛国。
明代有个叫李三春的笛手，在宫中为太后吹曲，因一次曲调失误，被当场掌嘴、罚俸，回去郁郁而终。清宫乐工收入虽比民间高点，但日子一样没地位，说白了就是高级杂役罢了。
说书人吃的是青春饭，年轻时嗓音洪亮、记忆力好、口齿伶俐，还能招揽些听众。一旦年纪大了，牙掉了、嗓子哑了、脑子糊涂了，茶馆老板立刻换新人，连个客气话都不会多说。清末，北京前门外有个刘姓老说书人，三十岁说书成名，四十岁嗓音走调被换下。五十岁时沿街卖艺，被人讥笑为“老疯子”。他临终前说：“我一生卖嘴，如今连口饭都难要来。”令人唏嘘。
穿越文里总爱写杂剧演员被王公贵族看中，从此飞黄腾达，甚至嫁入豪门。但历史上，杂剧演员和权贵的关系基本只有两种：一种是被玩物化，另一种是被奴役化。明末有个名伶陆小凤，被一个王爷看中收作妾室，表面风光，实则夜夜受辱，最终自缢而亡。别说什么嫁入豪门改变命运，那只是被豪门吞掉命运罢了。
来看看数据。清代乾隆年间，北京茶馆顶尖说书人一天收入约100文钱，合现代人民币几块钱。普通说书人一天三五十文，刨去茶水、饭钱、住宿，只能混个温饱。
元明时，一个小戏班的演员一个月挣十吊钱，折合银子不过一两上下。还要分给班主、置装、缴“乐籍税”，到手的钱连家用都难补足。别说致富了，不欠债就不错了。
古代的乐工、倡优，被制度钉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不能参加科举，不能与良人婚配，孩子生下来自动也是贱籍。想靠才艺“逆天改命”？不存在。唐代一位御前乐工赵元，弹得一手好琵琶，得皇帝赏赐绢百匹。可转头就被贬去乐署服役，再没机会翻身。所谓赏赐，不过是主子一时高兴，地位一点没变。
清代苏州有个说书人，人称“评话王”，名叫孙百川，年轻时以《三国》《水浒》脱口成章，名震江南。可到晚年，嗓子哑、牙齿落，听众渐稀。他靠小徒弟搀扶着在街头卖艺讨饭，死后连副棺材都是同乡凑的。百川半生荣光，晚景却如草芥。
为什么这些文艺人混得这么惨？因为在古代主流价值观里，说书、唱戏、奏乐被视为“末业”，是为人取乐、下贱的勾当。哪怕你技艺超群，也不过是“贱人多能”。
儒家礼教讲究“君子务本”，视农工商皆比文艺人高一等。老百姓图一乐呵，但骨子里也看不起这些人。说白了，说书人、杂剧演员在社会里永远是被踩在脚下的角色。
那些穿越小说里写主角靠说书成名、富甲一方、招揽豪杰、改变命运的故事，好看归好看，但放在真实历史里，基本不可能。除非你真成了天子御用、被纳入豪门，哪怕这样，也只是权贵掌中的玩物。
靠说书、唱戏、吹拉弹唱积累财富、翻身为良民？除非你改变整个社会制度，不然只能是白日梦。
古代文艺人的世界，没有浪漫，没有逆袭，有的只是冷酷的身份制度和苦涩的生计挣扎。茶馆里的醒木声、戏台上的锣鼓声、宫廷里的丝竹声，在历史长河里，也许动听，也许热闹，但更多的是无声的泪与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