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名责实
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
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
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
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
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好利恶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管仲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
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治道不法古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势术法结合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
《管子》中的法家着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
其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着。
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
李悝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
《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
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