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溪畔，时任右军将军的王羲之，在四十二位名士的宴集酣畅间，提笔蘸墨，挥就一篇324字的序文。这篇因“曲水流觞”雅集而生的《兰亭集序》，以“遒媚劲健、飘若浮云”的笔力，被后世尊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
然而，这幅书法真迹，却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失去踪迹，只留下“神龙本”“定武本”等数十种摹拓本，它的下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千古悬案。
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正值古人“上巳节”祓禊祈福之日。王羲之与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支遁等四十二人，齐聚会稽山阴的兰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众人沿曲水而坐，将盛酒的觞置于水面，任其顺流而下，觞停之处，饮酒赋诗，是为“曲水流觞”。
当日共成诗三十七首，众人商定将诗作结集，需一篇序文记其事、述其志。此时的王羲之已酒意酣然，他取鼠须笔，濡染浓墨，在特制的蚕茧纸上奋笔疾书。笔锋流转间，或轻若蝉翼，或重若崩云，二十余个“之”字，笔法各异，无一雷同，既显自然天成之趣，又藏匠心独运之妙。全文28行，324字，一气呵成。
《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醉后，乃书《兰亭序》，醒后复书数十百遍，终不及之。”王羲之自感此作乃“神助”而成，非人力可及，遂将其视作家族至宝，秘不示人。
王羲之去世后，真迹传于其子王献之，王献之再传于侄王桢之，历经七代。
至南朝梁时，真迹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手中。智永为隋代高僧，居会稽永欣寺，精研书法，相传其学书三十年，退笔成冢。因智永无子嗣，便将真迹托付给弟子辩才和尚。辩才深知此卷的珍贵，为防被盗抢，特意在永欣寺方丈室的房梁上凿出暗格，将《兰亭序》真迹藏于其中。
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异常痴迷，他曾直言：“朕于王氏书法，情有独钟，凡其真迹，必欲得之。”在位期间，他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搜求王羲之墨迹，凡献宝者，皆重赏。据《唐会要》记载，太宗时期共搜集到王羲之书法真迹三千余幅，唯独缺少那幅最珍贵的《兰亭序》真迹。
经多方打探，太宗得知《兰亭序》真迹在会稽永欣寺辩才和尚手中。他随即下诏，召辩才入京，询问真迹下落。辩才和尚称：“先师智永圆寂前，曾言此卷在南朝末年战乱中遗失，早已不知所踪。”太宗虽然不信，但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真迹在辩才和尚手中，只得将其放回寺中。
此后，太宗又两次下诏索要，辩才坚称已经遗失。太宗想强取又恐失民心，亦怕辩才情急之下毁去真迹，遂召宰相房玄龄商议对策。房玄龄进言：“辩才和尚好棋艺、喜诗文，可派一智勇双全之人，假扮文人书生，以交友为名接近他，伺机取之。”太宗听罢，当即选定监察御史萧翼担此重任。
萧翼接旨后，乔装成一位落魄的江南书生，携带几件王羲之的墨迹，前往会稽。他每日到永欣寺游玩，因棋艺高超，渐与同样好棋的辩才相识。两人时常对弈品茗，谈诗论书，相处甚欢，渐成知己。
一日，萧翼故意拿出所带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叹息道：“此乃先父遗留的王氏墨迹，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辩才看后，摇头笑道：“君之所藏，确是右军笔法，但是在王大家作品里面，只能归于下乘。”萧翼故作惊讶，追问：“大师何以知之？莫非见过右军真迹？”
辩才此时已把萧翼视为知己好友，又被激起好胜之心，道出实情：“贫僧藏有《兰亭序》真迹，乃先师智永所传。”萧翼假意不信，称“天下恐无此真迹”。辩才为证所言非虚，便登上房梁，从暗格中取出《兰亭序》真迹。
萧翼见真迹在手，当即脸色一变，亮出太宗诏书，说道：“奉圣旨前来取《兰亭序》真迹，大师可随我入朝复命。”辩才见状，惊怒交加，却已无力回天，只能随其赴京献宝，返回寺院后就一病不起，不久便郁郁而终。
萧翼携《兰亭序》真迹回京，太宗见之大喜，当即加封萧翼为员外郎，并赏赐大量金银绸缎。此后，太宗将真迹“置之座侧，朝夕观览”，时常对着墨迹揣摩笔法，甚至亲自临摹。
太宗曾命当时的书法名家冯承素、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分别临摹《兰亭序》。其中，冯承素采用“双钩填墨”法摹写，最贴近真迹原貌，因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年号的印玺，后世称之为“神龙本”，成为流传最广、最受推崇的摹本。太宗将这些摹本与拓本分赐给皇子、重臣，《兰亭序》的书法影响力自此传遍天下。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病重，临终前对太子李治（即唐高宗）留下遗诏：“《兰亭序》真迹，当随吾入葬昭陵，伴吾长眠。”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太宗下葬时，《兰亭序》真迹被置于其玉枕之下，一同封入昭陵地宫。
五代后梁时期，耀州节度使温韬以“盗墓闻名”（就是《画江湖之不良人》中温韬的原型，动画中温韬是不良人组织的天捷星校尉，代号“盗圣”，擅长盗墓与寻龙定穴，这与原型的历史记载是一致的）。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温韬在镇守关中的七年里，“悉发唐帝陵，取其金宝”，关中地区的十八座唐代帝陵，无一幸免，昭陵也未能逃过劫难。
温韬盗墓后，曾将所盗文物一一登记造册。据其出土清单记载，昭陵地宫内“钟繇、王羲之纸墨笔迹，如新手书”，明确提及了王羲之的很多真迹，却唯独没有《兰亭序》真迹的记录。这一矛盾，让《兰亭序》真迹的下落变得扑朔迷离，若真迹随太宗入葬，为何温韬的清单中没有记载？
围绕温韬盗墓清单，后世学者对《兰亭序》真迹的去向提出了四种主要推测：
推测一：真迹仍藏昭陵隐秘之处
部分学者认为，温韬盗墓时的主要目标是金银珠宝，对书画等文物并不重视，且昭陵地宫结构复杂，很可能存在温韬未发现的隐秘墓室。太宗或许早已预料到墓穴被盗的风险，将《兰亭序》真迹藏于隐蔽的地方，未被温韬察觉。
推测二：李治调包，真迹流出昭陵
北宋文学家蔡挺在《蔡宽夫诗话》中提出，唐高宗李治或许并未真正遵旨将真迹殉葬。他推测，李治本身也非常喜爱《兰亭序》，可能以一件摹本替代真迹，将真迹留在了宫中，后可能传入武则天手中。这一说法得到部分学者支持，认为以李治的性格，确实存在“违逆父命”的可能。
推测三：真迹被毁
温韬出身武夫，文化素养极低，对书画文物的价值认知有限。有学者推测，温韬在盗墓时，可能将《兰亭序》真迹当作普通废纸，或因纸张脆弱在搬运中损毁，或被其随意丢弃，最终化为尘土。
-推测四：郑玄素证言与真迹散佚
据《太平广记》记载，温韬的外甥郑玄素曾随温韬一同进入昭陵地宫，亲眼见过《兰亭序》真迹，“纸墨尚新，字如龙凤飞舞”。但温韬后来因谋反被诛杀，其所盗文物也被瓜分散佚，《兰亭序》真迹可能在此时流入民间，后因战乱等原因彻底失踪。
四种推测各有依据，却都缺乏确凿证据，昭陵之下的《兰亭序》真迹，如同被历史迷雾笼罩，真假难辨。
从晚唐开始，另一种关于《兰亭序》真迹下落的说法逐渐流传：真迹并未藏于昭陵，而是被武则天带入了乾陵。
宋代文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提及“或言《兰亭序》在乾陵”，米芾在《书史》中也记载“《兰亭序》真迹，为则天所秘藏，后随葬乾陵”。
这种说法也并非捕风捉影，史书记载，武则天酷爱书法，尤其推崇王羲之。她在位期间，曾多次下诏搜求王氏墨迹，还命宫廷画师、书法家临摹《兰亭序》达百卷之多，分赐各地寺院与重臣。若李治真以摹本调包真迹，将其留在宫中，作为李治皇后的武则天，极有可能将真迹据为己有。以武则天的权势与对书法的痴迷，将《兰亭序》真迹作为自己的陪葬品，完全是可能的。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陕西乾县梁山。乾陵因山势险峻、结构坚固，且设有多重防盗机关，成为唐十八陵中唯一一座未被成功盗掘的陵墓。据《新唐书》记载，五代时期温韬曾试图盗掘乾陵，“凿山数丈，遇风雨大作，不得入而止”；民国时期，军阀孙连仲也曾以军事演习为名，用炸药轰炸乾陵，仍未能打开地宫。陵墓的完好保存，为《兰亭序》真迹的留存提供了必要条件。
1965年，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明确提出“《兰亭序》真迹藏于乾陵”的观点。他认为，乾陵地宫规模宏大，远超昭陵，且武则天在《述圣记》碑文中隐含“双圣共藏天下至宝”的隐喻，《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必然是其陪葬品之一。
尽管这种说法有诸多合理之处，但乾陵至今未被发掘，所有推测都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关于是否发掘乾陵，学界始终存在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发掘乾陵不仅可能找到《兰亭序》真迹，还能揭开更多唐代历史谜题；反对者则强调，以目前的文物保护技术，无法确保地宫中文物（尤其是书画、丝绸等有机质文物）的安全，一旦发掘，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无论《兰亭序》真迹是否尚存于世，它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图腾。那些流传于世的摹本，虽非真迹，却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传承至今。
从“神龙本”的飘逸灵动，到“定武本”的古朴雄浑，每一种摹本都承载着后人对《兰亭序》的想象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