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年）深秋，长沙城外的岳麓山下，一阵整齐的呐喊声划破雾霭。五百余名身着号衣的乡勇正列阵操练，带队的将领声如洪钟：“抬枪瞄准！向前三步——刺！” 队列前，一位身着便服、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负手而立，目光锐利如鹰，正是以在籍侍郎身份督办湖南团练的曾国藩。
曾国藩练湘军，源于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正规军的毁灭性打击。自金田起义爆发后，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绿营、八旗兵一触即溃。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入湖南，连克道州、郴州、岳州，直指长沙；次年正月，又沿江东下攻克武昌，二月定都天京，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
此时的清军主力——绿营与八旗，早已腐朽不堪。绿营兵“聚则乌合，散则兽奔”（《曾国藩全集·奏稿》），士兵多为市井游民，军官克扣军饷、贪生怕死；八旗兵则久居京师与重镇，耽于享乐，“骑马坠鞍，射箭脱靶”成常态。正如曾国藩在《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中所言：“今日之绿营，怯懦者望风而逃，强悍者先降后反，实无可用之兵。”
面对这个局面，咸丰帝于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下旨，令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藉乡绅之力，卫桑梓之民”。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丁忧在籍（湖南湘乡），接到谕旨后，本欲以“守孝”为由推辞——他深知团练多为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此前林则徐在云南、张亮基在湖南办团练，皆收效甚微。但好友郭嵩焘力劝：“国难当头，岂容守小节？” 曾国藩遂于十一月抵长沙，正式督办湖南团练。
初到长沙时，曾国藩发现地方团练多流于形式：乡绅借机敛财，团丁敷衍塞责，甚至与盗匪勾结。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吾见湖南各州县团练，名为保境，实则扰民，聚则打家劫舍，散则鱼肉乡里，不如不办。” 因此，他决心另起炉灶，以“练勇”代“团练”，打造一支全新的武装——这便是湘军的雏形。
曾国藩练湘军，割除了绿营的积弊，创造了一套“兵为将有”的全新制度，其核心可概括为“选将、募兵、营制、训育”四字。
选将：忠义血性为上
曾国藩选将领，首重“忠义血性”，次求“能吃苦、耐辛劳”，摒弃绿营“以出身论高低”的旧习。他规定将领须“有乡绅之名望，有治事之才干，无官场之油滑”，所选拔的塔齐布（旗人，后官至提督）、罗泽南（理学家，湘军早期核心）、彭玉麟（寒士，水师统领）、曾国荃（曾国藩弟，“吉字营”统领）等，多为湖南籍士绅或儒生，而非职业军官。正如他在《劝诫营官四条》中所言：“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以爱民为第一义，若不爱民，虽能打仗，亦终无用。”
募兵：择乡农，去游惰
湘军士兵全部从湖南乡村招募，“择朴实壮健之农，不杂一市猾，不纳一游民”（《湘军志·营制篇》）。招募时实行“原籍招募、同乡同里”原则：统领由曾国藩亲自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士兵由哨官挑选，形成“层层相属”的私人隶属关系。这种制度虽强化了凝聚力，却也为晚清“军阀割据”埋下伏笔。曾国藩曾对罗泽南说：“吾辈募勇，如农夫选种，必择其良者，方能丰收。” 据《湘乡县志》记载，湘军士兵多来自湘乡、衡阳、宝庆等地，“家有恒产，性多淳朴，畏官法，重乡谊”。
营制：小而精，专而强
湘军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500人，设营官1人；营下分4哨，每哨108人，设哨官1人；哨下分8队，每队12-14人，设什长1人。这种编制远小于绿营的“镇”（数千人），却更灵活高效。武器配置上，每营配抬枪12杆、鸟枪108杆、刀矛270杆，冷热兵器结合，兼顾火力与近战。水师则按船型分“快蟹”“长龙”“舢板”，每船配火炮、抬枪，专司长江作战——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专业化水师之一。
训育：礼法并重，精神洗脑
曾国藩深知“兵无勇则溃，勇无志则散”，因此将“训”（思想教育）与“练”（军事训练）并重。每日早操后，营官必聚众宣讲“忠君爱国”“杀贼保民”之道，甚至用理学语录教化士兵，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汝等为义而战，虽死犹荣”。他还亲自编写《爱民歌》，以通俗语言教士兵“不拿百姓一个钱”“不踩百姓田苗”，并规定“扰民者斩立决”。这种精神教育，使湘军纪律远胜绿营，民间有“湘军过，民不闭户”的说法。
不过湘军初建时，也并非一帆风顺。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率湘军在长沙镇压会党起义，因执法过严（斩杀溃兵、严惩扰民者），与湖南巡抚骆秉章、绿营将领鲍起豹发生冲突，甚至被绿营士兵围攻官署，险些丧命。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无奈写道：“长沙之役，吾与地方官绅龃龉（意见不合），终至不能相容。” 次年，他被迫将湘军基地迁至衡阳，专心编练水师。
咸丰四年正月，湘军初具规模：陆师13营6500人，水师10营5000人，合计1.7万余人。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痛斥太平军“焚荡孔庙，毁坏神像，灭绝人伦”，号召“读书识字者”“乡绅耆老”共讨之。这篇檄文避开了清廷与太平军的政治矛盾，转而以“卫道”（保卫儒家文化）为旗帜，迅速争取到士绅阶层的支持，“两湖士民闻檄而起，投军者日以百计”（《湘军记》）。
同年二月，湘军首次出省作战，目标是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初期进展顺利，连克岳州、湘潭，但随即在靖港遭遇惨败。当时曾国藩亲率水师进攻靖港，太平军以逸待劳，“乘风纵火，湘军战船被焚数十艘，士兵弃船而逃，曾国藩羞愤欲投水自尽，被幕僚救起”（《清史稿·曾国藩传》）。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自请处分：“臣调度无方，致有靖港之败，请旨治罪。”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痛定思痛，重整军纪，斩杀溃兵数十人。而此时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大败太平军，“毙贼万余，焚船数百艘，太平军精锐损失惨重”（《湘军志》）。湘潭之战是湘军的转折点，清廷谕旨嘉奖：“曾国藩所练湘军，初经战阵，即能克敌，实属可嘉。” 此后，湘军乘胜收复岳州、武昌，于咸丰四年十月兵临九江城下，与太平军形成对峙。
湘军的崛起离不开地方士绅的支持。湖南乡绅胡林翼（后任湖北巡抚）、刘蓉等不仅捐钱捐粮，还亲自参与军务；甚至普通百姓也“输纳粮草，支援湘军”，如湘乡士绅王錱“散尽家财，募勇千人，随曾国藩征战”。这种“官绅一体”的动员模式，使湘军获得了稳固的后方补给，这是绿营无法比拟的优势。
湘军的兴起，绝非简单的“团练成军”，而是标志着晚清军事体系的根本变革——由“中央军（绿营、八旗）为主”转向“地方军为主”，由“世兵制”转向“募兵制”。
在此之前，清廷的军事力量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地方不得私设军队。但湘军“兵为将有”的体制，使军队成为将领的私人势力——士兵只知有将领，不知有朝廷；将领只知有曾国藩，不知有皇帝。这种格局，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进一步强化，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皆循此例，最终导致晚清“军阀割据”的局面。
从政治层面看，湘军将领多出身士绅，立功后纷纷进入官场：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刘长佑任广西巡抚……形成了“湘军集团”，取代了传统的“满蒙权贵”与“科举官僚”，成为晚清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掌握军权，还推动洋务运动（如曾国藩办安庆内军械所），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民间对湘军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支持湘军者称其“荡平发匪，复我孔教”，如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赞：“湘军之兴，挽清室于既倒，存华夏之文脉。” 批评者则斥其“屠城掠地，残暴不仁”，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写道：“湘军攻安庆，三日不封刀，男女老幼死者十余万，实为酷虐。” 而曾国藩“屡败屡战”的坚韧、“修身齐家”的自律，更成为后世士人的精神偶像，毛泽东曾评价：“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而湘军则在与太平军的拉锯中不断壮大。至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时，湘军已发展为拥兵十余万的庞大武装，成为清廷无可替代的“国之干城”。曾国藩练湘军的这一步，本是为挽救清王朝，但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将在半个世纪后，彻底终结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