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强调在经历了大乱之后，应该以安静为根本，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力强盛，但由于频繁发动战争和不断征发徭役，最终导致了虽富强却走向衰败的命运。原因在于其政策过于“动”，即过度干预。相反，在大乱之后，民心渴望安定，此时若能保持静态，则社会会趋于稳定；反之，若继续扰动，则可能导致新的混乱。这道理并不深奥难懂，而是显而易见。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多次劝谏太宗停止不必要的军事行动，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例如，贞观二年（628年），当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西域诸国也计划派遣使者贡献时，魏徵上谏指出此举将使沿途州县不堪重负。李世民听取了他的意见，立即下令召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同样，在贞观六年（632年），面对文武百官请求东封泰山的提议，魏徵考虑到隋末战乱刚过，户口尚未恢复，仓库空虚，车驾东巡将耗费巨大，最终说服李世民放弃了这一计划。
魏徵深知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提醒李世民以隋炀帝为例，“亡隋为鉴”，警惕这种行为可能引发的危机。随着李世民在位时间的增长，有时他会忘记早期的节俭作风。如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期间，因为不满地方官吏的供奉，严厉责备了他们。
魏徵察觉到这是奢侈风气渐起的危险信号，立刻引用隋朝因苛求贡品而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劝说李世民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加谨慎自律，而不是后悔自己不够奢华。随后，魏徵再次上疏强调，“愿当今之动静，皆以隋为鉴”，以此警醒李世民，帮助他认识到存亡治乱的道理。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理念不仅符合当时唐初的国情民意，而且对于医治隋末战乱留下的创伤、促进社会经济复苏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对此深有感触，曾对宰相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收到不少奏章，有的主张皇帝必须独掌威权，不能委任臣下；有的希望耀兵振武，威慑四夷。唯有魏徵建议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认为只要中国安宁，远方的人自然会归顺。朕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天下安宁，远方的君长纷纷前来朝贡，九夷之地的使节络绎不绝。这一切成就，都是魏徵智慧的体现。”
兼听广纳，君臣共理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向谏议大夫魏徵询问明君与暗君的区别。魏徵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明君之所以明智，在于能够广泛听取不同的声音；而暗君之所以昏庸，则是因为偏听偏信。他引用了历史上的贤君如唐尧、虞舜的例子，他们广开言路，使得四方的信息得以畅通，因此不会被蒙蔽和误导。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等因偏听而失去天下，却浑然不觉。
魏徵认为，帝王若能兼听纳下，则有权势的大臣无法阻断信息的流通，民意也能够直达天听。这样不仅有助于克服帝王可能存在的主观片面性，而且对于防止其独断专行，减少一些决策上的失误至关重要。由于帝王大都深居宫中，难以全面的了解社会现实，只有通过广泛听取意见，才能确保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魏徵看来，兼听纳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改进君主的思想作风，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臣下智慧和能力的尊重，以及君臣共同治理国家的精神。魏徵还强调，君臣如同一体，彼此信任，协同合作，这样才能达到治国的理想状态。如果君主忽视臣下的建议，只凭着个人的意志行事，那么很难实现良好的治理。
魏徵还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应当以诚信待人，信任臣下，否则上下之间将会产生猜忌，这样对理想的治国境界是极为不利的。基于此，李世民在实践中积极采纳了魏徵的观点，从而促进了君臣间的和谐合作，鼓励臣下大胆进谏，纠正施政中的错误，最终形成了贞观年间谏诤之风盛行的开明政治局面。这种做法大大改善了君臣关系，使朝廷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
魏徵在其谏言中引用了管仲对齐桓公的回答，指出了妨碍霸业的五大用人问题：无法识别人才、识别后不能任用、任用后不能赋予重任、信任不足、以及任用后又让小人干预。这五点——识人、任用、赋权、信任和不使小人参之——构成了魏徵吏治思想的核心。
魏徵强调，君主能够识别人才是合理任用忠良与贤能之士的前提条件，这对于实现“无为而治”和天下大治至关重要。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向李世民解释说，知人善任自古以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通过考核官员的表现来确定其优劣。他主张，在选拔官员时，必须仔细考察候选人的行为，一旦确认其德才兼备，便应大胆任用。魏徵还提出了一种灵活的用人策略，即根据不同情况调整用人标准。在国家未安定之时，可能更注重才能而非品德；而在太平盛世，则要求官员既要有能力又要品行端正。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实际情况变化的深刻理解。魏徵认为，扬长避短是用人之道的关键。他建议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特长进行任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而不是苛求完美。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应该被给予发挥其优势的机会，而不应因某些不足之处就被否定。
此外，魏徵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反对徇私枉法。他认为公正无私地处理奖惩事务，可以确保正直与邪恶的行为都得到正确的评价。例如，在庞相寿贪污案中，魏徵成功劝阻了李世民基于私人感情而赦免罪行的做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最后，魏徵对于宦官的使用持谨慎态度，警告李世民要注意这些近侍的潜在危害。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提醒太宗，虽然现在朝廷清明，但为了长远考虑，应当杜绝重用宦官，以防后患。魏徵的远见卓识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并成为了唐朝初期用人制度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