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8时，裴云飞下班回家、但老爸还没同来。母亲已经把晚饭热了两次、让儿子打电话问老爸是否回家吃晚饭。裴云飞出门去了附近的传呼电话亭。电话倒是一拨就通，不过老卢说他有事，让母子俩不要等他了。裴云飞让老爸别挂断:“我手头这活儿断了线，没辙了，不知往下该怎么走。还请老爸指点一下，要不我吃了晚饭过去找您？”
老卢说:“你别把我当成福尔摩斯，干咱们这一行的，除非碰巧，一般都没有捷径可走，所有成就都是通过勤奋得来的，可能还需要点儿运气。你要清楚自己的长处--你是锁匠出身，思维应该早已形成定势，那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这种思维定势如果运用得当，放在侦查工作上，可能比寻常侦查员多一些找到捷径的机会。这是传呼电话，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自己去琢磨吧。”说罢，就把电话给挂了。
还真别说，裴云飞经父亲这么一提醒，脑子倒似是开窍了。晚饭后，他进了自己的房间，靠在床上开始琢磨。照老爸的说法，锁匠开锁跟警察破案有相通之处，这话该怎么理解？“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谁都明白。其实每个案子都相当于一把锁，每把锁都有一把对应的钥匙。不同的是，这把锁不是锁厂设计的，而是案犯。侦查员想要破案，就必须寻找正确的钥匙，也就是证据，而各种各样的证据组合在一起，就相当于钥匙上高高低低的齿纹。所有的齿纹与锁芯吻合， 那这把锁就打开了。
想通了这一点，裴云飞便把思维转到手头的案件上。之前的“嫌疑对象排查”、“追查玉杯来源”，都是为了得到对应齿纹的数据，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效，说明六组的侦查路数出了问题。那么，正确的方向在哪里？
裴云飞蓦地想起那把杀死廉梦妍的黑色凶刀。4月20日案发伊始，六组前往复兴中路同裕坊勘查现场，对这把凶刀只是拍照、记录，在案情分析时并未作为一条线索来考虑。主要原因是这起案件中受害人与其未婚夫的关系迅速进入侦查视线，并作为洲查的重点:同时，又盯着那对“南宋玉杯“进行调查，黑色凶刀无意中被忽略了。此刻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那还是回到这把黑色凶刀上吧。
次日，4月25日一早，裴云飞和张伯仁、 丁金刚在驻地碰头，刚刚说起黑色凶刀之事，就被进来的内勤小邢打断了，说专班副主任水顺风有请。
根据分工，老水负责专班所有案件侦查进展情况的汇总，专班十个侦查组，只要手里有案件的，每天晚上都应当面或者电话向他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他再择要向专班主任老卢报告。此刻水顺风把裴云飞叫去，就是为了解第六组面临断线后的打算。裴云飞遂向水副主任汇报，下一步准备把黑色凶刀作为线索着手调查。
回到第六组办公室，张伯仁、丁金刚已经在对此进行论证了，认为着眼凶刀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这把黑色凶刀，其长度、形状与寻常人们认知中的匕首无异。裴云飞端详良久:“我虽是金工出身，接触的金属材料比较多、但主要是跟锁具打交道，这样的刀具，我还真没见过。 老张警龄最长，阅历丰富，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刀具吗？”
其实张伯仁之前已经提供过对这把凶刀的看法，凶刀之所以呈黑色，是在制造过程中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和热处理方式，目的是增强硬度和韧性。但他接触的案件以盗窃为主，对各种作案凶器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
裴云飞的目光又转向丁金刚:“老丁你是新四军淞沪支队的侦察员，匕首这类防身家伙肯定用过不少吧？\"
丁金刚眉头微蹙:“匕首倒是用过不少，不过，都没我的杀猪刀顺手。”
老丁参加新四军前是杀猪的，顺带着帮新四军做些传递情报或物资的工作。一天深夜，老丁已经睡下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的联络人老杜悄没声攀墙开窗溜了进来，把他叫醒，说他已经暴露，让他赶紧撤离。他就这样参加了新四军。当时走得急，他顺手往怀里揣了把杀猪刀。到了泰贤那边的胜地，他算是正式军人了，发了枪支弹药、军服鞋帽、匕首也有，都是缴获的，各种式样七七八八，他有杀猪刀，用惯了，就没要。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他在跟土匪的战斗中负伤，组织上把他留在当地改换身份养伤，他还是带着这把杀猪刀。伤愈后，他又做了老本行杀猪匠。半年后接上组织关系，参加当地地下党的工作，因为曾是新四军侦察兵，又是杀猪匠出身， 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地下县委的锄奸组长，杀猪刀又派上了锄奸的用场。1949年6月中旬，他接到通知，让他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报到。临走前， 他把杀猪刀留给了房东。
说来说去，老丁也没见过这种黑色凶刀。裴云飞苦笑:“看来咱们先得找个识货的，辨明这刀究竟是什么路数。这样吧，我带着这把匕首去一趟江南造船厂，听说全上海只有他们具备全套金相分析的技术能力，咱们先弄明白这把匕首是什么材料制作的。你们二位，可以去找江湖帮会人士打听打听，看是否有人知道这种凶刀的来路。”
张伯仁对民国时期活跃在旧上海的帮会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新四军淞沪支队侦察员出身的丁金刚对沪上江湖也不陌生，当下两人搭档，交换意见后，决定先去拜访一个名叫苏望鑫的老者。
苏老头儿是世代铁匠出身，对于他来说， 世代了究竟几代已经没有概念了，起码朱元璋造反那个年代，他的祖上就已经在为军队打造兵器了，距今少说也有五六百年了。当然，若要老头儿拿个直接证据出来，那肯定是没有的， 铁匠属于底层劳动人民，哪有家谱？不过，若说间接证据，民国初年的《申报》上曾有过报道。当然不是报道苏铁匠，但苏铁匠与此多少有些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首站抵达上海，受到沪上各界的热烈欢迎。商界名流在张园设宴，席间向孙中山奉上的四件礼品中有一把宝刀，就是由被誉为“江南刀王”的苏望鑫的老爸苏遥祥打造的。报道中有老苏家爷儿俩的姓名，当时还是小苏的苏望鑫作为老爸的助手， 参与了这把宝刀的打造。
苏望鑫那年才二十岁出头，有了这个跟“孙中山”关联的新闻，想不出名也难。三年后，老爸病殁，但“江南刀王”还在，就是小苏了. 坊间称其为“江南小刀王”。有好事之辈前来找小苏定制宝刀，作为礼物奉送达官贵人，黄兴、 陈其美、袁世凯、黄金荣、卢永祥等大佬都收到过出自“江南小刀王”之手的宝刀。因此，张伯仁、丁金刚两人认为，找苏望鑫打听，十有八九能够获得关于这种黑色匕首的情况。
苏望鑫住在南市大境阁，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前往。到得那里，老苏家宅子大门紧闭，两个黄铜门环上扣着一把老式元宝大锁。一打听，邻居说苏老头儿家住这边不假，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不在家，听说是住院了。
张、丁两个原本担心苏望鑫出了远门，这下反倒松了口气，住院好办，买些水果糕点之类的去看望一下就是了。还没来得及开口问是哪家医院，邻居接着说出来的话让两个侦查员愣住了。这句话是:“听说老苏住在提篮桥里面的医院。”
提篮桥原是上海虹口的一座木桥，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那里造了一座监狱，坊间唤其“提篮监狱”。而那座木桥早已拆除，连河流也填没了提篮桥监狱又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其规模、设施在当时国内的监狱里是一流的，甚至还有一座专供在押人犯治病的西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提篮桥监狱亦被接管。 从此，这所医院接收的病人不再限于本监狱，也包括其他监狱送来的病犯。
既然苏望鑫住进了提篮桥的医院，那肯定是出事了。张、丁二位也不再向邻居打听出了什么事，去监狱问问就知道了。
苏望鑫确实在提篮桥监狱医院里待着。监狱办公室接待警员老周告诉两位侦查员，苏望鑫是被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作为病犯于一个月前送来的，患的是急性黄疸肝炎，属于中期，病情不算严重，但这种病有传染性，不便羁押在看守所，就将其送至提篮桥监狱，住进了隔离病房。这种毛病当时也没啥特效药，靠的就是“营养+休养”。监狱医院给苏望鑫开了病号饭，还允许他的亲友送些补品、营养品，三天前的化验显示， 其身体各项指标已接近正常。
那么，苏望鑫是犯了啥事儿被关进第一看守所的呢？这个，监狱方面就不清楚了。根据规定，苏望鑫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移解提篮桥监狱之举属于“住院治病”，相当于寄押，作为寄押点的提篮桥监狱是无权了解其案情的。张伯仁、 丁金刚商量片刻，决定暂缓跟苏望鑫接触，先向办案单位了解一下其案由再说。
那时候关押在第一看守所的人犯，多半是政保部门送来的。这就方便了，向市局政保处打听，也不必再开公函。他们把电话打到政保处办公室，接听电话的内勤姑娘小姬翻阅登记册，告知这个人犯被拘捕的原因是涉嫌参与“一贯道” 阴谋暴动案，具体案情小姬不清楚，不过，小姬说那是特侦二科办的案子，签发拘捕证的是科长卢禄定，也就是政保处的卢副处长。
丁金刚感叹:“折腾一圈，原来最知根知底的是咱裴组长的老爸，咱们的顶头上司。”
往下，就是给专班卢主任打电话了。和刚才往市局政保处办公室打电话一样，老张自忖系留用旧警身份，不便出面打这个电话，还是丁金刚打更合适。老卢这类老资格政保干部，对于政策和规定的原则性、灵活性的掌握和运用都是颇有心得的，当下告诉他们，这是特侦二科侦破的最后一个案件--“9·07”案。北方潜逃来江南的几个“一贯道”骨干分子，勾结长三角地区的“一贯道”漏网残余，与台湾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受命策划组织反革命暴动。特侦二科获悉相关情报，将其一网打尽。
至于那个姓苏的老头儿，并非直接参与敌特活动，而是被人检举跟其中的“一贯道”分子系江湖旧友，向对方提供资金。据落网的“一贯道”分子交代，已经决定拉拢其人伙，利用其手艺维修武器、制作刀具。接受讯问时，苏望鑫承认曾给过暴动团伙成员一些钞票，但那是还债， 有六年前的借据，还有证人。苏辩称他的确知道对方系“一贯道”分子，但并不知对方组织策划反革命暴动之事，更没有协助对方制作或维修武器。
调查下来，上述情况基本属实。其间特侦二科还收到军方转来的一位团级军官的信件，信件上盖了军方公章，证明苏老头儿在抗战前期曾掩护过我新四军赴沪开展情报工作的“第082小组”，使该小组三名情报员摆脱日伪特务的追捕， 安全返回根据地。特侦二科解散前，是准备将苏取保候审的，这时他患上了急性肝病，就决定先给他把毛病治好。这个过程，在案件卷宗及呈送局领导的结案报告中都有记录。
严格来说，苏望鑫算不上无辜，他明知前来找他讨债的家伙是“一贯道”漏网分子，却没向公安局报告，还真的把钱还给对方了。不过，他的确与敌特策划的那桩未遂反革命暴动无涉，又有军方证明其在抗战期间帮助新四军情报人员脱险的表现，政府不会为难他，病好了就会释放。此刻六组侦查员找其协助调查， 应该无妨。
张、丁二位心里有了底，遂请接待警员老周跟监狱医院联系外调提讯寄押病犯苏望鑫之事。 老周当着侦查员的面请总机接通了医院的电话， 哪知刚一通话，他的神情就紧张起来。张伯仁、 丁金刚见状心里跟着一凛，不约而同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老周告诉他们，一刻钟前苏望鑫突然中风，目前正在抢救中。张伯仁和丁金刚对视一眼，丁金刚果断表态:“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
提篮桥监狱里有十多幢监房大楼，监狱就位于其中编号为8的那幢五层大楼里，称为“8号监”。因为有老周陪同，全上海戒备最为森严的这个特殊医院对侦查员一路绿灯，一行人畅通无阻来到了急诊室。一位穿着白大褂(衣领间露出警服)的大夫向侦查员介绍了情况--
苏望鑫得的是传染病，从看守所移押监狱医院后人住传染病区，他是政保处的未决人犯，住在一间由监房改成的单人病房里。大约一周前， 他向例行查房的大夫说睡眠不好，头痛眩晕。大夫给他测量了血压，偏高。询问得知并无高血压病史，心脏也从来没有问题，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就组织了中西医会诊。那时的医学技术跟如今根本没法比，检测手段严重落后，最上乘的检查手段也就是x光片。拍了x光片后未见异常， 对于西医来说就没辙了，于是中医出马。
监狱医院的中医是一个两年前刚从上海市卫生学校中医班毕业的年轻人，临床经验有限，又把一个解放后判刑入狱的执业内科中医解某从监房开出来给苏搭脉问诊，结论是:心衰。解郎中已经没有处方权了，就由监狱医院的年轻中医将其口述的方子记录下来，监狱医院有自己的中药房，不但可以按方配药，还给煎熬汤药或调制药丸、膏药供患者内服外用。苏望鑫服了几帖中药，说感觉好多了，但他嫌中药太苦，要求改服西药或者中成药，大夫从之。
当然，每天早中晚三次测血压、听心脏那是必须认真进行的。今天早上的测听结果均正常。 早餐后，可以享受老年病犯放风待遇的苏望鑫照例在病房门前的走廊里溜达，还跟劳役犯(监狱里负责卫生活儿的犯人)聊了一会儿闲话，稍后，当天的《解放日报》到了，他作为本小组的第一个读者拿了一份回病房去看报了。一会儿，劳役犯去他的病房送开水，发现他斜倚在病房一角正哼哼，一问，说是头痛得厉害。
苏望鑫被送到急诊室，拍摄脑部x光片， 诊断是脑出血，那就需要开刀了。监狱医院没有能做颅脑手术的外科医生，得向社会医院求助， 请他们指派专业医生来监狱医院施行手术。等待期间，张伯仁、丁金刚赶到了，随即直奔手术室。
监狱医院当然是有一整套工作制度的，人已上了手术台，通常是不让与手术无关的人员进人的。但面对这两位来自市局\"103专班”的侦查员，只好破例网开一面。
苏望鑫的状况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因为服用了降压药，血压骤升引起的脸色绯红正在褪去。他躺在手术台上，正小声跟一个中年护士说着什么，大意是请她向医生反映，“最好不要开刀，吃吃药算了”。见医生陪着两个也是穿白大褂的人人内(即张伯仁、丁金刚)，立刻挣扎着想爬起来，被护士摁住，说你不能动，一动只怕就要出大问题。医生上前安抚，让他不要着急， 公济医院外科凌主任正在赶来的路上，他是上海滩有名的“脑外科一把刀”，开颅手术不知做过多少台了，肯定没问题。苏望鑫的目光盯着两个侦查员:“这是公安同志吧？是来找我问什么的吧？趁我没上手术台赶快问，万一手术失败，那就再也问不成了！”
张伯仁、丁金刚不得不佩服这老头儿的力，悄声问医生:“可以跟他说几句话吗？”
医生也低声回答:“说几句无妨，注意千万不可让他激动！”
这当儿，轮到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张伯仁出场了。“老苏，我们是市局侦查员，想找你打听个事，跟你的案件无关，是关于冶金技术方面的， 你听说过有一种黑色匕首吗？”
听张伯仁说了说那种黑色匕首的形状，苏望鑫点头:“听说过，但没见过。你们可以去问问虬江机器厂的老铁，他应该知道。”
这时，公济医院的那位凌主任到了，两侦查员便离开了手术室。后来知道，凌主任对苏老头儿的病情作了综合评估后，说可以不做手术，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这位专家果然靠谱， 苏望鑫终于逃过一劫。不过，他也因此在提篮桥监狱多待了三个星期--上海市公安局出具的释放证送到提篮桥监狱，院方认为他病情还不稳定，生怕一激动出现反复，建议暂缓宣布。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这种做法，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苏望鑫病情稳定后，在释放证送达单上签名，让他倒填日期时，他也没有任何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