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或公开或阴谋对抗上级政策的情况，虽然不少，但在我们的基层干部中依旧是极少数，虽然表现的很激烈，而且往往会造成不小的影响，但并没有达到破坏我们的基层秩序和统治根基的地步，我这次去考察，发现的最严重的基层问题，是另一个……”侯俊铖将那册子翻的哗哗响，直翻到最后几页，微微皱了皱眉将那册子扔下，又去搭包里翻了一阵，这才拿着一个厚厚的册子翻开：“基层干部的去政治化倾向！”
“我们有很多基层干部，并不对抗我们的政策，而是对我们的政策完全漠不关心，只是机械的执行，这些人是‘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或本村发财致富，而不顾整个社会的利益’，不用说国家大事、红营的事业，就是村里的庶务、政务也不闻不问，一心只管抓经济、搞生产，甚至有些干部为了更好的发家致富，或者领导群众的自组织‘搞生产’，将红营的规定视作束缚，主动提出退出红营的要求。”
“有些干部出身贫苦农民，在激烈的土地改造的斗争里头，表现的非常勇敢积极，因此被选拔培养成干部，但当土改结束之后，分得了房屋、田地和政治地位，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便错误的认为敌人已经打倒了，亦或者清廷、吴周那些势力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把土改当作我们事业的完结，于是不愿再做工作、不愿再为群众服务，只顾着自己家的日子过好，最多是本村的生活富裕。”
“这种情况，实际上还是源自于长期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下，所养成的一种狭隘、自私的小农思想的影响，只看到目前个人的利益，不关心社会大事、不问政治、不知道继续努力工作的意义何在，而是松气和麻痹了。”
“基层干部的蜕化倾向和落后思想，就我这次考察看来，是比较严重的，撇开其他工作只抓经济和生产、利用权力谋求私利，乃至于为个人和村庄利益侵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抗衡红营的现象都有抬头的趋势，如果任由其发展，必然会危及红营在乡村基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统治根基，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和遏制！”
“在我看来，出现这样的问题，首先还是思想上的问题，小农思想导致的狭隘、极端和保守，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去政治化倾向的根源之一，因此我们此番批判小农思想，算是在下乡考察之前就走对了路，是要坚持贯彻下去的。”
“其次，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老百姓有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需求，而群众的自组织又有我之前所说的那些问题，两相冲突，自然也就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互助组和互助社这一类群众的自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分配格局与我们施行合作经济所期望达到的基层权力结构和分配格局大相径庭。”
“我们所期望的，是贫农或新中农在合作经济下的各类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使我们的合作经济，能够优先满足他们的利益，但在群众的自组织中，虽然会有一部分中农或贫农依旧在领导成分中占据绝大多数，担任组长、社长等职务，但实际领导权却完全掌握在富裕阶层之中。”
“一些富农，甚至以前的官绅地主，在我们的基层推选之中是受到压制的，但他们通过建立群众自组织，在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继而控制基层的实际控制权，又变回原来的地主富农做主导、中农贫农做附庸的局面，甚至于将贫农完全排除在外。”
“特别是在那些生产茶叶、蚕丝等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和销售关系、分销途径的经济作物地区，富农、前地主和城市下乡的工商业者因为和城市里有关系、有销路，技术工人有技术、有经验等等，往往占据重要地位，而贫农担负起领导责任，往往需要借助政策的扶持和上级干涉，也没有现成的关系网和销售途径可以用，往往就会被想要发家致富的村民视为‘无能’，甚至于上级都会视其为‘赔钱货、麻烦精’。”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富找富’、‘兵对兵，将对将’的情况，排斥贫农进入群众的自组织之中，我这次考察的时候，甚至有百姓直接就对我说‘贫农多了，互助社就办不好’！甚至于我们红营干部或基层组织参与和领导的一些互助社，还会专门把贫农挑选出来，让他们自己去搞‘杂乱组’，有些地方甚至还明确规定家产多少以下、田地多少以下的，不能入组。”
“其次还有分配的问题，我们发展合作经济，理想的分配模式自然是按劳分配，合作社中的计工算账就一直是以劳力为主的分配原则，一般是规定‘劳六土四’，也就是说劳动力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比例为六四分。”
“但在群众百姓的自组织之中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劳动力并不稀缺，而土地、牲畜、新式农具和机械、生产技术、城市和工厂关系、政策等等生产资料更为稀缺，自发地分配格局，便形成了越是拥有稀缺的生产资料的富裕阶层，就越是占据分配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还发展出一些富裕阶层并不下乡入组，仅以生产资料入组分红，自己则从事副业或在外经商，由此又形成组内广泛的雇工现象，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富裕阶层在城里搞工商，而把村子里的群众自组织完全变成他们的短工市，组内的村民变成不限制人身自由和权力的‘新佃农’、‘新短工’。”
“红营倡导合作经济的初衷，是引导农村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满足社会改造、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实际情况呢？群众百姓的自组织涌现，完全把路带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