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年十月，日月皆赤五日。十二月晦，袴。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
——《史记·孝景本纪》
自“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汉景帝挟平叛余威，不断削夺诸侯王权力，到了中元五年（前145年），汉景帝又下诏收夺诸侯治国之权，封国内官员全部由朝廷任命，并对诸侯国的官制进行改革，改丞相为相，废除封国御史大夫一职，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等官员人数亦被裁撤。
在对诸侯国官制进行改革的同时，汉景帝也注意到了中央朝廷官制的问题。
由于汉承秦制，当时中央朝廷的很多官职名称皆沿袭自秦朝，然而经过汉朝这么多年的统治，一些职位或者职司有所变化，或者旧有官名叫着拗口，继续沿用旧有名称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借着改革诸侯国官制之风，汉景帝对中央朝廷的职位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为整齐划一，且更能表明职司。
中元六年（前144年），汉景帝下令将廷尉改称大理，将作少府改称将作大匠，主爵中尉改称都尉，长信詹事改称长信少府，将行改称大长秋，大行改称行人，奉常改称太常，典客改称大行，治粟内史改称大农。同时，又将主管京城仓库的大内定为两千石级的官员，设置左、右内官，隶属于大内。
七月辛亥日，发生日食。八月，匈奴侵入上郡地区。次年冬，又下令将中大夫令改名为卫尉。
与此同时，汉景帝继续沿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的策略，先后多次分封皇子为诸侯王，中元二年（前148年）封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原广川王刘彭祖已于四年前改封赵王），封皇子刘寄为胶东王；中元三年（前147年）三月封皇子刘乘为清河王；中元四年（前146年）夏又封皇子刘舜为常山王。虽然诸侯王的数量不断增多，但封国却是越分越细、越分越小，再加上诸侯国封地犬牙交错，使其相互牵制，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小。
梁王刘武自谋刺大臣之事后，虽然凭借着窦太后、馆陶公主等人的庇护没有受到严惩，但他与景帝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不仅难以再享受到出关迎接、出入同车的待遇，就连想在京城多待几日也不能。
中元六年（前145年）冬，刘武再度入京朝见皇帝，并上书汉景帝希望能够留住京师，但被汉景帝所拒。归国半年之后，同年六月中旬，梁王刘武身患热病，病情迅速恶化，仅仅六日后便因病去世。
梁王刘武病逝后，窦太后极为伤心，甚至为此怪罪于景帝刘启，认为正是由于汉景帝对刘武态度日渐冷漠，这才导致刘武心情郁结，最终因病去世。
面对母亲的指责，汉景帝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好让姐姐陪伴母亲，以亲情抚慰母亲的丧子之痛，同时将梁国一分为五，分别封刘武的五个儿子为王，即梁王刘买、济川王刘明、济东王刘彭离、山阳王刘定和济阴王刘不识，并给刘武的五个女儿全部赐封食邑，如此既表明了自己并无残害梁王一脉之意，又极大的削弱了这个经汉文帝扩充的大诸侯国。
后元元年（前143年）七月，发生日食，汉景帝借机免去了刘舍的丞相之位，于次月改任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卫尉直不疑则升任御史大夫。
卫绾和直不疑两人的能力虽然不是太过出色，但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忠厚老实。
卫绾是代郡人，汉文帝时凭借着弄车之技成为郎官，长期服侍汉文帝，逐渐升任中郎将，凭借着敦厚谨慎的性格，卫绾在汉文帝面前十分受宠。刘启为太子时，曾召请汉文帝左右近臣宴饮，大家不敢得罪他这位未来的皇帝，纷纷前去赴宴，唯有卫绾谨守本分，称病不往。
汉文帝临终时，曾对刘启嘱咐说，“卫绾是个忠厚长者，要好生对待他”，然而汉景帝因为此前之事，凉了他一年多没有理睬，而卫绾却不骄不躁，依旧谨慎认真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汉景帝见其果然安分守己，这才将其调任为河间王太傅。
“七国之乱”爆发后，卫绾接受朝廷诏命，率领河间国军队参与平叛，事后因功升任中尉，三年后又获赐建陵侯。汉景帝废黜太子刘荣后，杀死了太子外家亲属栗卿等人，卫绾虽然因为曾任刘荣胞弟河间王刘德的太傅，也遭到牵连，但汉景帝念在其年老德高，只是让其告假还乡。
胶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后，卫绾便又被召回朝廷，拜为太子太傅，负责教导刘彻，后又升任御史大夫，并取代刘舍成为丞相。
直不疑则是南阳人，精通黄老无为学说，文帝时曾担任郎官。直不疑为人做官低调内敛，他曾被人冤枉偷窃黄金，但他却并未选择辩驳，而是买来同等黄金，还给了失主；有人诽谤他与嫂子私通，他也只是告诉大家自己并没有兄长，便没有继续辩解，也没有追究此事。直不疑的性格可见一斑。正因为性格内敛，品行忠厚，直不疑的官声一直不错，逐渐升任太中大夫。
“七国之乱”时，直不疑以两千石官员的身份，率军参与平叛战争，因功升任卫尉，获封塞侯。在卫绾升任丞相后，直不疑继任御史大夫一职。
汉初沿用秦国的“三公九卿制”，在太尉一职被废除后，丞相和御史大夫便成为百官领袖，不仅地位尊崇，而且职权极大。
汉景帝此时虽然年仅四十多岁，但却时常患病，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让他不得不将开始安排身后事，将皇位的传承提上日程。
刘舍担任丞相数年来，虽然也算尽忠职守，但他与功勋集团的关系却太过密切了。刘舍的父亲刘襄，便是曾经的项氏宗族将领项襄，项羽兵败自刎后，项襄等宗族投降刘邦，后被刘邦赐予刘姓，获封桃侯。刘襄虽非西汉开国功臣，但却是开国功侯的一员，自然与他们关系密切。
至于卫绾和直不疑，不仅是寒门出身，与功勋集团毫无瓜葛，而且性格敦厚，为官谨慎，正是辅佐新君的合适人选。
从后元元年（前143年）至后元三年（前141年），西汉境内地震、旱灾、瘟疫等灾祸不断，粮食欠收极为严重，为了应对灾情，汉景帝于后元二年（前142年）诏令内史和各郡不许用粮食喂马，违者将马匹收归官府，并诏令全国节约用粮，严禁新粮收获以前将口粮吃完，同时再度减少驻京列侯，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封国。十月，汉景帝又下令将刘邦长陵附近的官田租给百姓耕种。
后元三年（前141年）十月至十二月，接连出现特殊天象，汉景帝亦患病，且病势越来越严重。正月，刘启勉强支撑病体，为皇太子刘彻举行了加冠典礼，十余日后，在位十六年的刘启病逝，遗诏赐给诸侯王以下至平民应该继承父业的人每人爵位一级，全国每户一百钱，将后宫宫人遣散回家，并免除其终身的赋税。
由于在处理晁错、周亚夫等人问题上的态度，不少人都认为汉景帝是一位刻薄寡恩、冷血无情的帝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在位十六年间的政绩而言，汉景帝无疑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守成明君。
政治层面，对外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虽酿成“七国之乱”，但也凭借着平叛之威极大削减了诸侯国的权势；对内则通过迫使周亚夫辞相，乃至最终被杀，虽然略显刻薄寡恩，但却基本终结了自西汉立国以来便存在的皇权与相权之争，使得皇权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上风。通过对外压制诸侯王，对内压制相权，极大加强了集权。
经济层面，汉景帝继续沿用重农轻商国策，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并允许居住在土地贫瘠地区的百姓迁居到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继续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于即位第二年便下诏推迟男子服役的年龄三年（从17岁推迟到20岁），缩短服役时间，再加上汉景帝自身十分的勤俭节约，这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保证了国家的农业生产。
同时，汉景帝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例如后元二年（前142年）四月，由于遭遇严重旱灾，导致当年粮食欠收，汉景帝便下了一道《令二千石修职诏》，其中说道，“雕文镂刻，是损害工业生产之事；锦绣纂组，是损害女工之事。农业生产受到损害，就是饥饿的根源；女工受到伤害，就是受冻的根源。饥寒同时出现，很难说不是人祸。朕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作为祭祀祖庙时的贡品和祭服，就是为了给天下百姓作榜样。我不接受进献的物品，减少膳食，降低百姓的徭役赋税，就是为了鼓励天下百姓努力耕种和养蚕，使得百姓平日多有积蓄，以抵御灾祸。
今年收成不好，人民的口粮很少，原因在哪里呢？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县丞是重要官员，执法犯法，与盗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不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
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又诏令郡国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采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在律法层面，继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汉景帝继续减轻刑罚，使得刑罚更加趋于合理，并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的公平性。当然，汉景帝也并非一味仁慈，例如在对待地方豪强的问题上，由于朝廷长期实行“无为而治”，导致地方豪强并起，这些人凭借家族势力不断压榨百姓，甚至对抗朝廷，导致民怨沸腾，汉景帝为了予以惩治，则任用了包括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在内的酷吏，痛诛在地方为非作歹的不法豪强。
在军事层面，汉景帝基本沿用了与匈奴和亲的策略，虽然在位晚期汉匈冲突有所加剧，但总体而言，汉匈关系相对较为平和。同时，汉景帝沿用汉文帝时期的“入粟拜爵”、“募民实边”和“黩罪之法”等策略，不断充实汉朝边塞，而正是由于这些策略的有效实施，使得匈奴南侵难度不断加大，汉文帝以前那种整个北部边郡全部遭受匈奴威胁的局面不复存在，匈奴除了整合大军大举犯边之外，各部落随意南侵的情况大幅度减少。
从汉文帝刘恒到汉景帝刘启，历经两代治世明君的治理，使得西汉迎来了立国以来的第一个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国家无事，没有遭遇到水旱之灾的情况下，百姓基本能够保证自给自足。正是受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朝廷轻徭薄赋的刺激，汉朝迎来了人口爆发期，汉朝的人口从西汉立国初年的约1300万，提升到了约3000万。
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朝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甚至达到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边塞地区的粮食储存，更是从汉文帝时期便始终保持着足够五年之用的存量。
而为了应对匈奴的威胁，汉文帝时期便在边塞地区建立了官办马苑，用以专门饲养马匹，经过文景两代的发展，到汉景帝去世之前，汉朝的战马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四五十万匹，而且当时民间养马现象也十分普遍，以致形成了“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的景象，这与西汉初期“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随着“挟书令”的废除，再加上汉景帝在提倡黄老之学的同时，不再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使得包括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在内的其他各派思想得以充分发展和融合，汉朝的思想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文景之治”，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安康和谐社会，而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充分发展，为此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