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即位后提拔的首位宰相崔佑甫，出自名门望族博陵崔氏，父亲崔沔是睿宗、玄宗时期的名臣，官至吏部侍郎，妥妥的省部级高官。
崔佑甫本人学识渊博，进士及第，历任寿安县尉、舒州司马、永平军（驻河南滑县）行军司马、起居舍人、吏部郎中、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等职。既有基层一线实践历练，又有国家机关多个部门的工作经验，为人刚正不阿，可以说是出身好、能力强、履历全、人品优。
他当宰相很有戏剧性，这还要从他的老上级、前任宰相常衮说起。
常衮比崔佑甫小八岁，父亲做过县丞，状元出身，文采出众。其人谨慎孤傲，刻板较真，不太讨人喜。入仕后一直在中央任职，长期分管科考教育。元载被处死后，他作为名相杨绾的搭档共同荣升宰相。
可想而知，崔佑甫一个高干家庭出身，各方面又都很优秀的干部，肯定瞧不上只会耍耍清官派头，没什么实际能力的常衮，工作中难免闹些小矛盾。代宗在世时，曾因反对朱泚进献“猫鼠同乳共生”所谓祥瑞事件，常衮带头庆贺一事，得罪了常衮。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驾崩，德宗继位，依制率领朝中百官为代宗送葬。
依照唐时丧葬礼仪，参加葬礼的百官早晚各哭十五声以示哀悼即可。常衮却悲痛欲绝，哭的瘫软在地，不得不让人搀扶才能站立。
也许他是真的伤心，因为代宗是他生命中的伯乐，不仅提拔他作了宰相，在杨绾病故后对他还信任有加。
但他过于“优异”的表现让参与仪式的百官，甚至德宗在内都颇为不满。既然礼制有规定，你这么做置他人于何地！置德宗于何地！难道人家亲爹死了哀痛程度还比不上你！那岂不是说除了你常衮之外，皇帝不孝、百官不忠吗！
凡事都应有个度，努力过头照样惹人厌！
时任中书舍人的崔佑甫指着常衮，对众人说：“你们看看，难道做臣子的给君王哭丧，还有扶礼这一说吗！”
此话传到常衮耳中，两人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
不久，常衮带领礼部官员制定百官服丧天数。依礼，德宗需为代宗服丧二十七天，这是写进大唐律法的，无须讨论。
关于百官服丧天数，代宗在遗诏中其实交代的也很清楚：“天下吏人，三日释服。”我死后，大家服丧三天即可正常工作。
本来挺明白的事照着办就行了，可常衮非要矫情，楞说遗诏中所指“吏人”是普通百姓，不包括文武群臣在内，文武群臣都应陪着德宗共同服丧二十七天。
崔佑甫严正指出：“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先帝讲的多清楚，连遗诏你都曲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常衮虚伪做作的一面。
常衮恼怒异常，认为崔佑甫以下犯上有违礼制，立即奏请德宗，将崔佑甫贬为潮州刺史（今广东潮州）。
唐时，中书舍人与州刺史在官职上差别不大，区别就在于要去任职的地方。
潮州，古时属岭南界，典型的烟瘴地，距离长安三千多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治安状况，已近六十高龄的崔佑甫恐怕都没办法活着走到，由此可见文官杀人不见血的阴狠本性。
德宗认为常衮小题大做没有批准，只是象征性的把崔佑甫打发到距长安不远的河南当少尹。
事情如果照此发展，宰相也就没崔佑甫什么事了，可谁知自肃宗时期延续下来的“宰相联合签署制”，让此事产生了颠覆性转变。
肃宗在位正值安史之乱，朝廷处于战时应急状态，为及时处办各类紧急军务，宰相们轮流值班办公，即便休息也要留一人全天值守。遇到需请示报告皇帝的事项，由值班宰相代替轮休宰相联合签署上报，这种做法渐渐固化下来成为常设制度。
德宗继位后，与常衮同时为相的还有郭子仪和朱泚，两人都是因军功享受宰相待遇，不参与朝政处理，实际上只有常衮一人独居相位。
他在奏报崔佑甫一事中，按惯例代签了郭子仪、朱泚的名字，却又没有知会他们，以至两人并不知情。
崔佑甫被贬的通报下发，郭子仪、朱泚因与崔佑甫私交不错，都先后上表替他讲情。这让德宗非常吃惊，弹劾崔佑甫的奏章你俩不是都签名了吗，怎么又反过来讲情！
二人均表示并不知道此事。德宗因为刚刚上任，还没人给他讲过宰相府有这项代签制度，以为是常衮胆大包天，欺君罔上。震骇之下，立刻诏令将常衮贬为潮州刺史，后又调整为福建观察使，任命崔佑甫为宰相。此时崔佑甫刚刚走到临潼（西安临潼区），奉诏返回朝中。
至于常衮，他在福建干的不错，充分发挥他的教学特长，修建学堂培养人才，为促进当地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四年后病故于任上。
稀里糊涂的做了宰相，崔佑甫倍感振奋，也深知肩上责任重大，自己年岁已高时日无多，便开始模范带领大唐官员，夜以继日的前人遗留下来的庞杂政务。
元载做宰相时吏治极为腐败，谁送钱谁当官，送得多当得大，根本不管你是进士及第还是胥吏转正。
到了常衮，他自诩清流，矫枉过正，选任官员只认科举。对各地推荐上来的人，无论贤良与否一律不用。那时的科举制还远没有后世那么普及，只认科举势必导致许多岗位长期空缺没人干活。
崔佑甫久在吏部任职，对这方面的利弊自然知晓，他亲自考察审核各地推荐的人才，在担任宰相不到两百天的时间里就任命了八百多名官员，平均每天任命四人左右。
干部问题历来是个敏感问题，等位的永远比上位的多！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批次的使用、提拔干部当然会引来非议，德宗善意提醒他，说有人举报你在选任官员时沾亲带故。
崔佑甫坦然回答：我为朝廷选士，如果连被考核的人是谁都不清楚，又怎能知道他的优劣与否，从而量才使用呢！德宗深表叹服，再不过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说此事，认为用人只有贤与不肖之别，不能有亲疏新故之分，如果都像崔佑甫那样，肯定会遗漏很多人才，应交职能部门按程序秉公办理。
我倒觉得司马光在拿宋朝的眼光去衡量唐时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具体问题一定要摆到具体的情境下，去做具体的研究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
崔佑甫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按部就班的挑选人才，而是如何将因前任不作为导致大面积空缺的岗位尽快配齐人手，先保证国家机器运转起来，至于贤与不肖、漏与不漏那是下步的事。
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只是思想很统一就是不办事；嘴上唱得响行动落得慢。只有勇于任事才是敢于担当。同时，做工作还要注重抓本带末，把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自会迎刃而解。如果总是纠缠在细微末节里，即便把自己累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效。
跟着有思路有作为的领导做事，既舒服又轻松还能出成绩，因为他能指导你一直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的做事。
崔佑甫无疑就是这样的领导，他的做法让上至皇帝，下到百官，都深为敬服。
德宗是幸运的，上任伊始就遇到如此得力的助手，帮他迅速站稳朝局，厘清千头万绪，开创了一个活力满满的崭新局面。
德宗又是不幸的，崔佑甫只来得及开了个好头就匆匆而逝，将一堆还未完全处理妥当的烂摊子又交还给了德宗。
如果让崔佑甫再多活几年，后面的泾原兵变也许就不会发生！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深深的遗憾！
建中元年（780年）一月，崔佑甫因病无法入朝视事在家休养，同年六月病故，享年六十岁，为相仅一年，实际在位半年多点。
病故前，他向德宗举荐了能臣杨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