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纳了检方华夏政府代表团所提出的证据，判处板垣征四郎绞刑。
华夏政府代表团的组员们在搜寻证据的时候就发现，比起找寻物证而言，寻求人证的任务反而是更加艰巨的。
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了华夏政府代表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土肥原贤二的审讯中，这位华夏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从上庭之后便一言不发，甚至连法官的提问土肥原贤二也不回答。
最后，直到一个华夏的证人被带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而这位华夏的人证也是华夏政府代表团手中的王牌。
这名瘦高的华夏中年男子缓缓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进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现场，而这个华夏中年男人的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
“我生在华夏的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后，这名华夏中年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溥仪的出庭，被日本的《朝日新闻》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根据溥仪的证词，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在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当时担任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那时就与溥仪有过很多次的接触，而在华夏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土肥原贤二被召回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了“九一八事变”的核心指挥之一。
溥仪还告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九三一年冬天的时候，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征四郎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小六子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然后，板垣征四郎邀请溥仪当这个所谓“新国家”的元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问溥仪：“你答应成为所谓新国家的元首了吗？”
溥仪说道：“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征四郎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板垣征四郎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
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溥仪就屈服了。
按照溥仪解释自己的转变时解释到，当时自己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胁他，二则有溥仪身边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溥仪答应，三则是因为溥仪已经身处旅顺，也就是已经被日本握在了手中，一旦拒绝日本的提议，那日本政府势必会杀了溥仪灭口，所以，溥仪屈服了。
溥仪出庭作证的时间长达八天,结合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并参照“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等物证，土肥原贤二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罪，并判处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最终判决宣布全体被告人有罪，并不再宣读法官个别意见，最终二十五名被告人中的二十三人被判处绞刑或无期徒刑，还有两人分别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和七年有期徒刑。
被判绞刑的七名日本战犯中，包括对华夏犯下累累罪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对华夏金陵暴行负有指挥官责任的松井石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案宣布闭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告人土肥原贤二及广田弘毅的美丽国籍辩护律师向美丽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人，继之被告人木户幸一等五人也提出了上诉。
美丽国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受理，后迫于国际舆论和本国政府的压力，宣布不再审理土肥原贤二等被告人的上诉，十二月二十三日，土肥原贤二等七名被告人在巢鸭监狱刑场执行死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既有成果也有遗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历时两年半后正式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次在东京的审判一共开庭八百八十一次，受理证据在四千三百件以上，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一十三页。
华夏政府代表团中的检察官们，与被告律师用证据和质询技巧的争锋非常激烈，控辩双方在精神上的紧绷程度绝不亚于战场上的肉搏厮杀。
然而，华夏政府代表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的审判中也不是没有遗憾，华夏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审判涉及的五十五项罪行中，有四十四项都与华夏相关。
但是，华夏政府代表团仅仅只有十七个人，而且参加法庭审判的华夏政府代表团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十个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有七十多人，美丽国代表团则更是有上百人。
所以，在这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华夏政府代表团都落了下风。
后来随着世界局势的瞬息骤变，也改变了日本战犯们的最终下场，随着美丽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铁幕启动，美丽国需要极力的维护自己国家在东亚地区的权益，于是，日本便从之前需要清算的敌人变成为了需要拉拢的盟友。
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并非所有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美丽国的庇护下，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在一九五八年得到了赦免。